台湾经济与科技
一、经济概况
1949年以来，
台湾经济发展大致经历四个时期：
(一）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当时台湾人口剧增，物价飞涨，工农业生产几乎停顿，而军事性开支却占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民众生活困难，经济濒临崩溃。为此，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旨在稳定社会和恢复经济的政策与措施，土地改革、改革币制、外汇贸易管制，优先发展电力、肥料及纺织工业等。50年代台湾农业发展迅速，增长率年均达各4.7％。此外，从1950年下半年起，美国开始对台湾实行经济援助，注人大量资金帮助台湾恢复经济。到1952年，台湾经济基本恢复到二战前的最高水平。
(二)以农养工发展时期(1952-196O年)。当时台湾经济基本上以农业为主，劳动力过剩，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均逆差严重，外汇极度短缺，民众因收入低而无力消费进口工业品。台湾当局以稳定中求发展为指导思想，确定了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方针。土地改革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在总出口中的比重非常高，1957年高达 71.5％，成为创汇主力。台湾当局又通过肥料换谷、强制收购等不等价交换方式，获取利润，把它转移到工业部门。在工业方面，重心放在资金需求量不大、技术要求不高、建厂周期短的民生工业上，以岛内生产替代进口，以适应岛内的消费水准，并节省外汇开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减轻就业压力。形成了糖、茶、菠萝及香茅油等农副产品加工业，以及水泥、玻璃、木制品、造纸、化肥、纺织、食油、面粉、塑胶原料及制品、人造纤维、自行车、缝纫机和家用电器等进口替代工业。
(三)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时期(1960-1986中)。由于台湾市场狭小，当时进口替代工业的产品市场已趋饱和，若继续发展将导致经济后劲乏力。台湾抓住当时国际分工变化的机遇，利用低廉工资的国际比较利益，大力发展加工出口工业带动经济发展，并陆续修正或制定旨在促进出口的政策与措施，如进行外汇贸易的改革、实施“奖励投资条例”、鼓励民间储蓄、对外销厂商实行税收和融资的优惠、设立出口加工区和保税仓库等。这个时期外资对台湾工业化和出口扩张起了重要作用，民间企业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产业，成为经济成长的主力。台湾企业从日本进口生产资料，向美国出口工业品，形成了生产上依赖日本、市场上依赖美国的三角贸易关系。台湾工业得到了高速发展。从1963-1973年，工业年均增长率高达18.3％，其中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达20.1％，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6O年的26.9%提高到1973年的43.8%;出口贸易额中工业制品的比重由l960年的32.3％增至l973年的84.6％。至此，台湾工业建立起了一个以出口加工区为依托，以轻纺、家电等加工工业为核心的产业支柱，由此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四)经济转型时期(l986年至今）。自8O年代以来，由于台湾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新台币兑美元汇率大幅升值，工资也大幅上涨，劳动力短缺，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工业逐渐丧失比较利益和比较优势，导致民间投资意愿低落，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为此，台湾当局于1986中提出了实行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的经济转型，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机制，并以产业升级和拓展美国以外的外贸市场作为重大调整内容，确定以通讯、信息、消费电子、半导体、精密器械与自动化、航天、高级材料、特用化学及制药、医疗保健及污染防治等十大新兴产业为支柱产业。经过近10年的经济转型，台湾经济在自由化、国际化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产业升级也初现成效，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占制造业的比重目前已达61.5%，其中信息产业发展尤为突出，其产值已名列世界前茅。台湾对外出口市场的重心也逐渐从欧美转向亚洲，对美国出口比重已由1984年的48.8%下降到1995中的23.7％，对亚洲的出口比重则由1998年的32.8%上升到1995年的52.6％。出口产品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电子、信息、机械、电机和运输工具产品已占总出口的50％以上。对外投资大幅度增长，开始成为净资本输出地区，累计至1995中，对外投资约300亿美元。在这一时期，台湾与祖国大陆及香港的经济联系也日趋密切。
台湾经济发展较快的原因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一)得益于大量的美国经济援助以及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美国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从1950年至1965年给台湾的经济援助共计l5亿美元。15年间，“美援平均约占台湾投资毛额的34%，从而弥补了台湾商品及劳务人超的91％”。美国对台湾的经济援助不仅限于资金或物资，还包括军事援助、低利贷款、直接投资、技术转让和人才支援等。美援在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非同小可。台湾学者认为，如果没有美援，“台湾经济至少要比现在落后20-3O年”。此外，战后西方国家在60-7O年代的经济繁荣，给台湾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提供了巨大的市场。
(二)从祖国大陆带去的财物和人才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国民党统治集团败退台湾时，从上海运送黄金 80万两以及大量银元、美钞到台湾，由孔、宋家族将20亿美金转移至美国花旗、大众等银行，并带去了大批各类财经人才。这些资金和人才对台湾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国民党统治集团还将大量的机器设备运到台湾。
(三）台湾民众为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台湾民众勤奋节俭、吃苦耐劳，对台湾在提高储蓄率以集聚资本，以及开拓国际市场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农民在工业化过程中作出了牺性，中小企业者成为出口贸易的主角。
(四)台湾当局制定了稳定中求发展等经济政策。如在发展策略上先发展农业及劳动密集型工业，再发展资本与技术密集工业；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然后发展出口导向工业，较好地结合了台湾的实际情况，并有效地利用了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契机。
(五)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对台湾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十多年来，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已具一定规模，互补互利的局面正在形成，祖国大陆已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腹地。台湾每年从两岸贸易中获得巨额顺差，保证了其贸易收支的平衡，且提高了其在本岛的投资能力。大批台湾劳动密集型企业投资大陆，缓解了其在本岛发展的困难，并且有利于台湾产业的转型与升级，特别是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成长。祖国大陆在台湾出口份额中的比重上升，减轻了台湾外贸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对台湾经济的稳定也有重要作用。
台湾经济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高，但内需市场狭小，自然资源较少，科技基础薄弱，井受此制约，形成了“浅碟子经济”的特点。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对海外市场和技术的依赖程度较高。1980年，台湾经济发展对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95.6％，其中对出口贸易依存度也达47.89%；1995年的依存度虽有所下降,但仍高达81.65%，其中对出口贸易依存度还有42.36％。近几年来虽然台湾产业升级取得一定成效，但关键技术仍然对外依赖性较高，如集成电路芯片产量已跃居世界前列，但其电路设计这一关键技术仍主要依靠发达国家。所以，台湾产业升级虽有进展，但整体工业技术并无突破性发展，工业技术自主开发能力不强的基本格局仍未改变。台湾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较高，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较大。近几年台湾经济能维持适度增长，新市场开拓、贸易创造效果大于技术创造效果。
长期以来，台湾财政状况不佳，税基萎缩，赋税收入年增长率从1992年19.7%一路下滑到2001年的-6.7％。同时，各级公库和“国库”支出增长很快，在支出结构中，军备开支占了财政预算的很大比重，如1996年的财政预算中，“国防支出”(未含外购军备的特期预算)占了22.1％；若再把行政开支计入，整个财政开支中非生产性开支的比重很大。财政状况持续恶化，至2002年，台当局总负债已接近4兆新台币，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超过30％。
台湾经济发展还受岛内政争激烈和两岸关系不稳定因素的影响。近几年来，台湾政党之争异常激烈和频繁，大大影响了有关政策与法规的制定和执行，也成为行政效率不高的原因之一；再加上“黑金政治”猖獗，使许多重大项目的工程进度和质量受到负面影响。同时，由于台湾当局推行分裂政策，造成两岸关系的不稳定，影响了台湾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在台湾的投资意愿。
综上所述，台湾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均是政治、经济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虽然台湾当局采取了某些相应措施，其中某些措施不乏助益，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科技概况
台湾科技发展与其经济发展是紧密相关的，战后以来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奠基期(l959-1968年)。50年代，台湾当局以稳定经济作为主要目标，无力顾及科技的发展。直到1959年，台湾当局才颁布“长期发展科技计划纲领”，主要目标在于充实科技发展的基础。同年，成立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简称“长科会”)，负责规划和推动长期科学研究。在这一时期，科技研究发展方向以基础科学为主，同时通过各种补助措施，培养研究人才。
第二阶段是初步发展期(1969-1980年）。60年代末到 70年代，台湾工业的发展重点由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提高了对产业技术的要求。为此，1968年台湾当局颁布“十二年科学发展计划”，在扩大研究基础、改进科学教育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应用科学的研究，先后成立了工业技术研究院和“行政院”“应用技术研究发展小组”，并注重促进企业投资科技研究工作。
第三阶段是全面推动科技发展期(1980年至今）。随着8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经济进入转型期，科技水平较低已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台湾当局开始加大科技经费和人员的投入，制订一系列相应计划和发展政略，以实现将台湾建成“科技岛”的长期目标。 1978年，台湾当局首次召开由产、官、学界参加的科学技术会议，次年颁布“科学技术发展方案”，作为现阶段科技发展的最高指导方针。此后，科技会议每四年召开一次，制定出新的发展政策与计划。
80年代以来，台湾科技发展较快。从对科技发展的投入看，从1986年到1996年的10年间，科研经费增长了4.8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14％提高到1.85%;研究人员数增长了2倍，每万人口拥有的研究人员数由14.3人提到33.4人。从科技研究发展成果看，本地专利项目1996年达到19410项，是1986年的3.3倍；台湾SCI论文发表篇数的国际排名，由1989年的第28位提高到1994年的第20位。在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1980年台湾成立新竹科学工业园区，推动了信息、半导体通讯等高科技产业的发展，1997年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值占总出口的比重达到39.7％，较1986年提高了一倍多。目前，台湾信息产业和半导体产业产值已分别跃居世界第三位和第四位，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加工生产基地，半导体集成电路生产技术已接近和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从科技的发展特点看，由于台湾经济规模较小、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民间科技研究发展先天不足，因此台湾科技行政部门在科技发展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科技经费的总投入中，80年代官方投入占60%以上，民间占不到4O％；9O年代民间投入相对增加，官方与民间仍各占一半左右。目前,科技研究体系主要由科技行政部门以及公营企业所属的研究机构、专门的财团法人研究矾构、各大学及民间企业所属的研究机构组成。
从科技研究的分工看，基础研究主要由“中央研究院”及各高等院校承担，应用科技研究主要由工业技术研究院及各科技行政部门所属的研究机构承担，军事科技由中山科学研究院负责，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则由企业承担。
尽管8O年代以来台湾科技发展取得较快进步，但受限于经济规模、企业结构及人才等因素，在总体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甚至也落后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韩国。如台湾科技经费总投入仅为韩国的一半。总体研究发展水平的落后，使目前台湾高新技术产业在关键技术、关键零部件等方面都严重依赖日本和美国；多半台湾厂商的生产技术仍然依靠引进。信息、半导体等产业虽然发展较快，但由于缺乏自己的关键技术，大多只能采取受委托加工制造方式，利润大多由掌握关键技术与零部件的外国厂商抽走。
自由贸易区税收各方面具体有什么优惠政策
增值税：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从计税原理上说，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实行价外税，也就是由消费者负担，有增值才征税没增值不征税。增值税是对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实现的增值额征收的一个税种。增值税已经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税种之一，增值税的收入占中国全部税收的60%以上，是最大的税种。增值税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税收收入中75%为中央财政收入，25%为地方收入。进口环节的增值税由海关负责征收，税收收入全部为中央财政收入。
教育费用附加：教育费附加是对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附加费。 作用：发展地方性教育事业，扩大地方教育经费的资金来源。
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是对我国内资企业和经营单位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征收的一种税。纳税人范围比公司所得税大。
出口关税：出口国海关根据关税税则对所征收的关税。 征收出口税的目的主要是：①增加财政收入。②限制重要的原材料大量输出，保证国内供应。③提高以使用该国原材料为主的国外加工产品的生产成本，削弱其竞争能力。④反对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低价收购初级产品。例如，1975年1月几内亚对铝矾土及其副产品征收特别出口税。
自贸区主要涉及金融和贸易税收优惠等政策，明显有助于提高地区的营商环境，提升城市的竞争力。
广州社科院综合研究开发中心主任黎友焕表示，从整个广东自贸区的特点来看，一大亮点就是香港的金融地位。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来剖析，金融将是未来释放经济发展动力最大的领域，也是下一轮改革的重点领域。
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产业研究室主任蒋宁则表示，天津港除了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大主角外，其本身就位于“一带一路”的连接点，所以天津自贸区对于货物贸易将有巨大影响。目前我国很多制造企业都需要从国外进口零部件，投资便利化和贸易便利化将为企业创新带来强劲推动力，并且吸引更多北京、河北的企业落户。
对于福建自贸区，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丛屹认为，主要将发展台海贸易，促进大陆与台湾地区的经济合作，“福建主要起到对台桥头堡的作用，尤其是厦门，坐落在海西，将成为海峡两岸合作的重要试验窗口；同时，也将为其与东盟诸国的贸易往来搭建起更好的政策平台”。
蔡玉胜认为：“选取广东看中的是其所在的珠三角，而福建意在两岸经贸合作，天津背后则是京津冀。自贸区的试点虽然在天津，但是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天津自贸区的很多政策都将陆续推广到北京、河北，对三地经济的发展都将起到很强的带动作用。”
一盘更大的棋
粤、津、闽三大自贸区紧随上海之后，但由于三地比上海面积更大，推出的项目也更多元。此前，率先获批的上海自贸区总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
天津自贸区最新的申报方案中，主要涵盖三个功能区：中心商务区、东疆保税港区以及天津港保税区(含空港经济区)，总面积约260平方公里，仅为滨海新区总面积的1/10，接近上海自贸区面积的9倍。
按照广东申报的方案，广东自贸区由四个区域组成，其中广州南沙新区面积最大，另外三个区域是珠海横琴、深圳前海，以及广州白云机场保税区。这四个区域的规划面积总计超过930平方公里，是上海自贸区面积的32倍还多。
福建自贸园区此前网上流传的政策实施范围为452.78平方公里。不过，厦门自贸区总体方案提案者龚小玮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大方向已定，面积可能有所缩小。”
据了解，福建自贸区将采用一区多园模式，基本已确定厦门、平潭、福州、泉州四地(详见本报11月3日《福建自贸区扩容申请方案将采用一区多园模式》)，但在具体园区分布及功能细分上尚在斟酌中。
“基本都采用一区多园模式，天津、广东、福建自贸园区基本都由几个园区(新区)共同组成。在一省自贸园区内，可能包含产业园、金融区、其他贸易区等多种形式。”福建省社科院副院长李鸿阶表示，上海自贸区试点主要以服务业为主，第二批自贸区试点将体现自贸园区与产业、与城市或与相关贸易的联动发展。
另外，各个自贸区也将有自己的特色。
“上海自贸区是商务部国际司设计主导的，天津自贸试验区方案设计是外资司主导的，这体现了国家对天津市以泰达为中心的滨海新区利用外资是肯定的。”参与起草天津自贸区方案的天津市自由贸易区研究院执行院长刘恩专表示。
而与台湾“六海一空”自由经济示范区的合作，则是福建自贸区的一大诉求。由于台湾“立法院”仍未通过《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条例》，且这次国务院批准的天津、广东、福建三地均为境内关外的“自由贸易园区”，即FTZ(英文缩写：FREE TRADE ZONE)；而欲建立跨海峡两岸自贸区合作，即跨关境的“自由贸易区” ，即FTA(英文缩写：FREE TRADE AREA)，尚需很多研究和实践。
“海峡两岸自贸区的对接要有一个过程，有些尚处在研究中。”李鸿阶表示。而在整个广东自贸区的定位设定中，尽管各有侧重，但总方向都是服务港澳、对接港澳。
其中，前海的使命最大，主要以跨境人民币创新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支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在广东自贸区批复前夜，前海刚公布了50条深港合作政策，作为主打现代服务业的前海，计划到2020年港资服务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