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泉云雾产于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溪口镇。境内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其中林业用地24.58万亩，茶园2.1万亩，年产干茶450吨，有以高山茶为品牌的系列茶。溪口镇有着优越的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与条件，产茶历史悠久，溪口镇现有茶园2.1万亩，年产干茶450吨，有以高山茶为品牌的系列茶，如：塔泉云雾、溪口剑芽、天竺云芽、黄花云尖等品牌，年产值达3100万元。溪口高山茶在2001年获得中国茶业博览会金奖，2002年获得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颁发的“绿色食品证书”。塔泉云雾属历史名茶，据史料记载，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留下“塔泉尽头水，高山云雾茶”之句，五十年代恢复生产，被评为外贸用茶，出口英国皇宫。六十年代被评为中央机关用茶，八十年代被授予原商业部名优茶。
从广交会看我国外贸出口
EFF外贸出口指的是企业自主开拓海外市场，出口产品或服务，以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的行为。EFF(Export Facilitation Fund)是出口促进资金的简称，它是政府通常为鼓励出口企业，提供资源和资金的一项政策措施。
企业通过开拓海外市场，不仅可以提高营收和收益，还能够拓展品牌影响力和市场份额，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EFF外贸出口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仅可以拓展国际贸易和市场规模，还可以增加国家经济和就业机会。同时，EFF对于出口企业来说也有很大的意义。
一方面，EFF可以帮助企业在海外市场上能够更加竞争，提高产品质量和品牌影响力。另一方面，EFF可以为企业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服务，降低商业风险和不确定性，促进企业的成长和发展。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EFF外贸出口的前景非常广阔。特别是在数字经济和跨境电商等领域，EFF外贸出口也将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政府应该积极出台政策，鼓励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创新能力，加强国际贸易合作和沟通，促进EFF外贸出口的健康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概括18世纪中期中国对外贸易的特点及其历史背景
专门写了一下去年出口退税调整的影响。2008年１０月２７日财政部、商务部等五部委于９月１４日发布了调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记者在第１００届广交会上了解到，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给纺织、机电、医药、食品土畜和五矿化工等相关出口行业带来了不同影响，总体上有助于抑制过剩行业，促进产业升级，并将对缓解我国突出的贸易失衡问题发挥一定作用。
——出口退税调整是“结构性调整”
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五部委９月发布的通知不仅调整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同时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同时，通知里把这次调整认定为“仍属于结构性调整”。
根据通知，本此调整主要内容是限制“两高一资”产品（高污染、高能耗及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鼓励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一般而言，第四季度出口额一般大于前三季度，因此９月推出出口退税新政策有利于减少四季度的贸易顺差。另外，第１００届广交会１０月１５日开幕，调整也给了相关出口企业充足的适应时间，以便让企业对出口产品的价格、利润及时作出准确的判断和把握。
——纺织服装行业：对企业利润将有明显影响
根据通知，纺织品出口退税率大部分由１３％降至１１％，细山羊毛取消退税，服装产品退税率没有调整。
本届广交会上，服装企业出口没有受到影响，但对未来是否会被纳入调整范围表示关注。以服装出口为主，面料、坯布等纺织品比例较少的宁波太平鸟集团表示，该集团受新政策影响并不突出。集团副总裁王定英表示，虽然这次服装类未受波及，但不排除过两年会遭遇同样情况。在此情形下，企业更要及早做好准备。
对比之下，纺织品行业受到较为明显的冲击。广东省丝绸集团和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销售人员反映，由于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影响，产品价格普遍上扬２至５个百分点，虽然面临着部分客户流失的危险，但价格不上涨，企业将无利可图。以出口面料为主的上海针织集团表示，企业受到的影响很大，当务之急是加快产品结构调整。目前企业不仅需要上调产品价格，同时需要向上游产业链转移成本。
一些大型纺织企业表示，出口退税率下调对纺织企业的利润将会有明显影响，但同时也将有利于整个行业的产品结构升级。江苏舜天集团有关负责人认为，目前大型纺织企业还是具备一定承受空间的，关键是要进一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积极消化负面影响。部分纺织企业表示，将加快出口步伐，争取按调整前的退税率办理退税。
——五化行业：资源性产品全面退出
陶瓷产品出口退税率由１３％降至８％，石材取消出口退税并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这两类产品是我国建材行业最受关注的两大商品。
受政策的影响，资源性、初级加工的商品几乎全部退出本届广交会，取而代之的是附加值较高的五金、建材商品。本届广交会矿产及有色金属成品成交为５８３５万美元，占五矿化工类成交总额的３．６％。
据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反映，陶瓷产品出口退税率下调幅度较大，企业反应比较强烈。据相关企业初步推算，此次出口退税率下调５个百分点，加上此前人民币升值、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对环保要求等影响，预计明年建筑陶瓷和卫生陶瓷的生产成本将提高约１２％。因此，相关企业提价要求比较强烈，并热衷于升级产品增加附加值，以消化退税调整带来的影响。四川一家专营板材的外贸企业表示，该企业在本届交易会出口报价大约会上升１到２个百分点。
但一些建材企业表示，在本届广交会上，除老客户对上涨的报价表示一定程度的认可外，新客户都不能承受价格的提升，企业可能遭遇订单的减少和取消，结果尚难预料。
另外，由于石材被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福建、山东和河北等相关产业集中的地区受到了较大影响。福建产区出口量已占到全国石材产品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此次政策调整对福建石材行业的冲击最为强烈。
——机电产品：获益明显
重大技术装备、部分ＩＴ产品以及部分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出口的高科技产品等，出口退税率由１３％提高到１７％。
这次调整普遍受到拥有高新技术企业的欢迎，认为有利于缓解该行业因为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人民币汇率的上升、欧盟等发达市场贸易壁垒措施带来的不利影响。
一些企业表示，退税率上升不能成为企业间展开价格竞争的理由，否则不仅曲解了国家提高退税率的初衷，而且会给全行业带来不利影响，企业应当把退税率上升带来的新增利润投入到新产品的研发或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上，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生物医药：重大利好消息
中国在贸易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
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以商品流通为基础的贸易全球化是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第一阶段。当其时，中国丰富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对推动贸易全球化起了举足轻重的主导作用。
一、中国是贸易全球化的大市场
15、16世纪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1405—1433年中国郑和七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C．Colonbo)发现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Vasco．Da．Gama)绕过好望角开辟欧洲到印度的东方航线；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麦哲伦(F．D．Magalh*aes)作环球航行等航海的伟大壮举，从地理范围上使分散隔离的世界逐渐变成了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人类历史也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为商品贸易全球化提供了人文地理的条件。
但是，作为贸易全球化所赖以运转的基础即商品流通来说，则是有赖于中国强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产出来的丰富商品。据史料记载，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经济规模上看，15世纪中叶(明中叶)至1796年(嘉庆元年)以至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期间，中国是世界经济发达的国家。据统计，1522—1566年(嘉靖年间)，中国的生铁产量达到45000吨，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国到1740年才达到2000吨川。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国工业总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2％，而全欧洲仅占23％；中国的国内贸易总值为4亿银两[2]。直到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中国的GDP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4％[3]，居世界各国的第一位。所以，“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那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4],“中国乃是一个伟大、富饶、豪华、庄严的国家”[5]。就是说，直到1820年左右，中国在世界经济史上是占着首要地位的，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当时中国的商品如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棉布、砂糖、粮食、药材等，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正如当时一个西方作家报道说：
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织品及皮货。拥有这些主要物品和数不尽的其他次要的物产[6]。
特别是中国丝货，外国商人更是赞叹不绝，说：
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出品能比得上中国的丝货[7]。
1629年(崇祯二年)，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讷茨(Nuy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报告书中说：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它能够把某些商品大量供应全世界[8](p109)。
确实如此。根据史料记载。16—18世纪，中国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约有236种之多，其中手工业品有137种，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又以生丝、丝织品为大宗，其次是瓷器和茶叶等。
而在这个时期，欧美各个国家由于“价格革命”的冲击，加多战乱、灾荒、瘟疫流行，经济曰益萧条，各类商品极为匮乏。所以，这些国家根本没有什么民生产品可以打进中国市场。它们只好携带大量银子来中国购买货物贩回国内倾销。所谓夷船“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9]。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当中国对外贸易经常是出超的时候，白银是不断地从印度、不列颠和美国输入中国。据统计，自1553年至1830年，西方国家到广东贸易而流人中国的白银达5亿两以上[10]。1585—1640年日本因到中国贸易而输人中国的白银达到1489.9万两[11]。可见，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在当时商品贸易全球化中，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12]。全世界其它国家都来中国购买价廉物美的商品，使中国成为贸易全球化的大市场。
二、广州是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
15—19世纪初中，中国明清政府基本上实行“时开时禁，以禁为主”的海外贸易政策，禁止沿海商人出海贸易。但是，却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13]。乾隆二十二年(1757)，规定外国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14]。因此，自嘉靖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522—1840)，广东一直是中国合法对外贸易的省区，省会广州则成为全国合法进出口贸易的第一大港，而且是“印度支那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业中心。全国水陆两路的大量货物都卸在广州”[5](P116，序言）。因此，全世界各国商人到中国贸易，都萃集到广州。1798年(嘉庆三年)，瑞典人龙思泰(Anders Liungstedt)，就记述外国商人来广州做生意的实况：
广州的位置和中国的政策，加上其他各种原因，使这座城市成为数额很大的国内外贸易舞台。……中华帝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全部贸易，都以此地为中心。中国各地的产品，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东京、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罗、马六甲或马来半岛、东方群岛、印度各港口、欧洲各国、南北美洲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等地的商品，都被运到这 里[15](P301)。
据不完全统计，从康熙二十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685—1757)的72年间，到广州贸易的欧、美各国商船有312艘[16]；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八年(1758—1838)有5107艘①，平均每年为63.8艘。
与此同时，中国各地和广东省内各地的商人也集中到广州进行进出口贸易，名曰“走广”[17]。1629年(崇祯二年)，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讷茨(Nuy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报告中也记述：
中国人把货物从全国各地运到他们认为最有现款购买他们货物的市镇和海港……后来他们运往广州市集上的货品的数量如此之大，以致葡萄牙人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参加这些市集的商人们看到他们的货卖出去，就用他们自己的船，责任自负地把货运往马尼拉、暹罗、望加锡等地去。[8](p115,109)
龙思泰于1798年(在嘉庆朝)来到广州，也看到中国内地商人云集广州经商的情形：
中国各地的产品，在这里(广州)都可以找到；来自全国各省的商人和代理人，在这里做着兴旺的、有利可图的生意。[15]
明清政府为了发展集中于广州的对外贸易，除了设置广东市舶司和粤海关进行管理外，还“官设牙行，与民贸易”[18]，以至后来发展成为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业团体“三十六行”和“十三行”，同外国商人直接贸易。在当时外国商人不熟悉中国情况、不懂汉语以及不了解中国政府管理外贸的制度的情况下，此种商业团体的设置，成为外商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中介者，使外贸做得更活更好。所以，当时外国商人普遍感到在广州做生意比世界其他地方更方便、更好做。正如英国议会于1830年(道光十年)对广州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
外国商人对于这整个广州制度(它在实践中经过种种修正)是怎样看待呢?1830年英国下议院关于对华贸易的极为重要的审查委员会会议中，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19](P51)。
这么一来。16世纪中叶至工9世纪初叶，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络绎不绝前来广州做生意，使广州成为商品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呈现出对外贸易一片繁盛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