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联储纽约、波士顿、圣路易斯和芝加哥等多位联储主席纷纷表达了年底加息的强烈倾向，包括耶伦也称尽管尚未做出正式决定，但极有可能于12月启动加息。加息在即，尽管美联储已多次进行了铺垫，IMF和世行等国际组织也多次预警，并且预计将采取非常温和以及循序渐进的步调，但毫无疑问将引发一系列反应，而这其中，新兴经济体将可能会是反应最大的一类，本文将重点分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首先是债务的压力。过去中国一直保持着高速发展，高增长的背后是高投资，是债务水平的提高和杠杆率的攀升。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各部门的债务杠杆率飙升。按照国家资产表的计算，2014年中国全社会债务杠杆率（即债务占GDP的比重高达）235.7%。其中，政府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接近60%，显著高于危机前的水平。而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的攀升出现在2011年之后，从100%左右大幅跃升至123%。2013年国家总的金融负债接近340万亿元人民币。最新的数据应该更高，虽然直接的对外债权债务刚超过5万亿元，占整体金融负债的比例不足1.6%，但国际清算银行针对美元定价债务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这些新增借款中，中国占据了最大的份额，总数达到了1.1万亿美元。况且本币计算的整体债务并不能完全独善其身，一旦美联储加息，如此高的杠杆率偿还债务的成本必将进一步加大，本就高筑的债台将更加难以“抹平”。
目前低迷的经济形势，已经使得新兴经济体国家纷纷行走在降息的通道上。许多新兴经济体国家仍然处在信用链条中的最末端，这就使得他们在经济下行以及可能的来自外部的紧缩环境下显得更为脆弱。2015年，主要新兴经济体国家对美元的汇率已经经历了平均17%的贬值幅度。尽管中国于8月11日之后大幅调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一定程度上已经对美联储加息影响进行了对冲，但也只是让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回归至合理区间，调整之后的人民币汇率又恢复此前的贬值走势，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通道并不存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也迫使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进一步放宽，不断贬值的本币如果再“遭遇”上加息而走强的美元，偿还债务的成本将进一步被推高。一旦美国利率开始提升，以美元借款将会变得更加昂贵。更强势的美元意味着企业或者政府需要更多的本币才能偿付债务。
其次，是资本外流压力。引起人民币流动的核心因素是国内外利率政策和汇率水平，这取决于美中两国的货币政策及其相互关系。从利率角度看，尽管资本项下尚未开放，但美联储加息必然是美国利率高企，而中国货币政策放宽的趋势将导致国内利率走低，目前国内1年期存款利率已降至1.5%，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超过2.28%，可以说两国无风险收益率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逆转，国际资本在利差驱使下必然加速流向美国。从汇率角度看，强势美元和弱势人民币也会导致资本外流。据统计，2009年到2013年的四年间，已经有约4.5万亿美元的资本从新兴经济体国家撤出。从2014年6月以来，我国实际已经结束了自加入WTO以来外汇储备单边上涨的态势，在接近4万亿美元时已经触顶并开始持续减少。2015年以来同比已经出现负增长，并在8月突破2位数，此后出现收窄，但10月份也同比下降了8.5个百分点，目前已减少至3.53万亿美元。贸易顺差虽然不断扩大，但背后却是进出口双双负增长的“衰退型”顺差，此外银行代客结售汇逆差扩大也极其显著。一旦美联储触发加息，走强的美元将从新兴经济体吸引走更多资本。
第三，资本市场受到较大影响，资产价格调整较大。从美联储1994—1995年、1999—2000年、2004—2006年三次加息周期来看，加息后的三个月内全球股指均出现调整，新兴市场的跌幅大于发达市场；债券市场有两次小幅调整后重回上涨的情形，但1994年的调整幅度较大、时间较长，欧债调整大于美债；汇市方面前两次变化比较显著，美元略有回落，发达国家货币小幅回升，2004年的变化比较平稳。预计此次美联储一旦启动加息，全球股票市场均会调整，影响较大且趋向负面，并且新兴市场的调整幅度往往大于发达市场。历史上看中国A股相对独立于国际资本市场，但随着近十年来逐渐融入金融全球化进程，此次加息中国股市也难免收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债券市场方面，对国内债券市场的影响相对有限，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债券市场相对封闭，另一方面我国整体外债风险相对较低。债券收益率短时下挫后可能反弹上涨，债券价格体现为短期上涨后持续下跌，但中国国债振荡上行概率较大；汇率市场方面，美元指数表现相对稳定，或有短时下挫，中国贬值力度应小于其他新兴国家但大于发达国家，总体呈现小幅贬值趋势。
总体而言，美国加息对中国经济呈现负面影响，但总体可控。首先从美联储方面而言，加息信号释放时间比较长，各方预期比较确定，准备比较充分，尤其是9月份市场普遍预计加息的情况下按兵不动，市场受到了充分的洗礼和“压力测试”，经过了2个多月的消化和调整后基本就绪，加之美联储释放了稳步渐进的加息策略信号，风险释放曲线料将大体平滑。从我国角度来看，一是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游资流动规模较为有限；二是外债规模占比较低，远低于国际警戒线，且我国长期处于净债权地位；三是政策工具箱“弹药”相对充足，尽管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仍保持着较高增速，尽管面临通缩压力但仍处于1-3%的温和通胀范围内，尽管外汇储备下降但总量仍远大于世界各国，尽管货币政策空间收窄但具有操作空间，尽管财政面临税源减少的风险但赤字率距离警戒线仍有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