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约28万人
人口密度：151人/km2
阳原县是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辖的一个县。阳原县地处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位于河北省西北部，地理坐标：北纬39°53′~ 40°22′，东经113°54′~ 114°48′。东接宣化，南连蔚县，西与山西大同毗邻，北与怀安县和山西省天镇县交界。总面积1849.35平方公里，常用耕地面积75万亩。境内南北环山，桑干河由西向东横贯全境，地貌有山地、山前丘陵平原、河川，总的特点是西南高、东北低，南山高、北山低，呈两山夹一川的狭长盆地。平均海拔约1100米，最低海拔770米，最高海拔2045.9米，相对高差近1276米。 阳面积1834平方千米，人口28万。
县人民政府驻西城镇。 邮政编码075800。阳原，古称弘州，位于河北省西北部，畿经张宣，邻近京津，毗邻大同，靠近内蒙。阳原历史，境内有国际上公认的泥河湾是早更新世纪标准地层等旧石器时代遗址。桑干河由西向东横贯全境，县内盛产蔬菜、玉米、杂豆和水果，并逐步向名优特迈进。近年来，县域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基本形成了了煤炭、皮毛、陶瓷、雕刻、建筑建材、机械铸造、食品加工等一系列支柱产业。
阳原县在张家口市的位置阳原县在河北省张家口市西南部，桑干河流域，邻接山西省。大秦铁路经过境内。汉朝设置阳原县，清朝改为西宁县，1914年复改阳原县。农产品有谷子、玉米、高粱、马铃薯等。畜产以驴、骡著名。矿产有煤、磷等。工业有采矿、机械、化学、皮革等。名胜古迹有澡洗塘温泉、珍珠泉、鹫峰寺等。
行政区划
阳原县辖5个镇、9个乡：西城镇、东城镇、化稍营镇、揣骨疃镇、东井集镇、要家庄乡、东坊城堡乡、井儿沟乡、三马坊乡、高墙乡、大田洼乡、辛堡乡、马圈堡乡、浮图讲乡。
历史沿革
战国时，今阳原县属赵国，置安阳邑。秦时，仍置安阳邑。西汉时，属并州代郡，置三县，其中之一为阳原县。置县时间为汉景帝前元年间（公元前156~150年）。东汉时，今阳原县属幽州代郡，建武二十七年（51年），阳原县撤销。三国魏时，今境内置安阳县，属幽州代郡。北魏初，仍置安阳县，属代郡。隋时，今阳原县东、西分属涿郡、雁门郡。唐初沿袭隋制。武德六年（623年）年，属蔚州灵丘县，乾元元年（758年）至唐末，属河东道兴唐府兴唐县。五代十国时期，属晋国蔚州。后晋天福二年（937年），石敬塘将燕云十六州"奉献"给契丹，天福三年，属辽。辽时，属西京道大同府。统和年间（983~1012年），置弘州，辖永宁、顺圣二县。金仍置弘州，属西京路大同府。元初，今阳原县属中书省大同路弘州。辖襄阴、顺圣二县。明时，直属京师宣府。清时，属直隶省宣化府。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直隶巡抚郭世隆上疏将顺圣川西城改为西宁县，次年置县，治今西城。民国2年，内务部为避免与甘肃省西宁府重名，将西宁县改为阳原县，从西汉名至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阳原县属察哈尔省察南专区。1952年11月15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决定，察哈尔省撤销。阳原县划归河北省，属张家口专区（后称地区）。1958年9月19日，阳原县与蔚县合县，定名蔚县；1961年5月27日，复从蔚县析出，化稍营公社随之划归阳原。1993年6月30日，张家口地区与张家口市合并，称张家口市，阳原县遂属张家口市。
1997年，阳原县面积1849平方千米，人口26.2万，辖5个镇、9个乡：西城镇、东城镇、化肖营镇、东井集镇、揣骨疃镇、三马坊乡、大田洼乡、马圈堡乡、井儿沟乡、东坊城堡乡、辛堡乡、安家庄乡、浮图讲乡、高墙乡。县政府驻西城镇。
2000年，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县总人口257496人，其中：西城镇57355人，东城镇17153人，化稍营镇24705人，揣骨疃镇24685人，东井集镇32027人，要家庄乡19312人，东坊城堡乡9607人，井儿沟乡10810人，三马坊乡9613人，高墙乡15953人，大田洼乡4912人，辛堡乡12362人，马圈堡乡8414人，浮图讲乡10588人。
2002年底，阳原县面积1849平方千米，人口27.58万。辖5个镇、9个乡，1个社区、301个行政村。县政府驻西城镇。
气候特征
属东亚大陆性季风气候中温带亚干旱区，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少雨，风沙多，升温快，气温日差较大。夏季炎热而短促，多雷雨天气 ，降雨量约占全年62%~67%。秋季天气晴朗，气候凉爽湿润，降温快。冬季漫长而寒冷，西北风凛冽。全年平均气温7.7℃，年降水量364mm左右，无霜期136天，是河北省传统的干旱县区之一。
自然资源
阳原县种植的农作物有粮食、经济、蔬菜、瓜类、饲料、绿肥作物6大类130多种。粮食作物以高梁、谷子、黍子、马铃薯为大宗，现在玉米亦成为主要作物，其中，鹦哥绿豆是该县传统名优产品，畅销国内外。
阳原矿产资源丰富，初步探测有矿藏55种，矿点178个。膨润土总储量3200多万吨，属国内优质膨润土；铁锌钼储量2118万吨，为国内少见的高品位铁锌钼共生矿；磷矿总储量17752万吨，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低品位磷矿；地热矿泉水总流量1000吨/小时，内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石灰石、白云岩等资源都具有很高的开发价值。
历史名人
阳原县人文荟萃。金元时代，朝廷重臣迭出弘州（今阳原）。金有参知政事魏子平、杨伯通，元有"以一相负任天下"的杨惟中、刚直敢言的御史中丞崔或。西城十字街原有的四相国坊（俗称四牌楼），即旌上述四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小盐厂王仲一是中国***最早的党员之一，早期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山西省社会主义青年团、张家口地区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中共六届候补中央委员。而益堵泉童冠贤则是1948年12月南京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他对李宗仁发起的和谈运动起过推动作用。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阳原县不仅有英勇反抗洋鬼子而罹难的东城义和团领袖王作霖，讨伐鼓袁世凯失败、宁死不屈的革命党人毛凤书；而且有傅汝尧、李子清、刘志斌、季林、孙守莲等数百名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流血牺牲的***人、革命志士；还有陈伟、樊运、冉登华、张智勇、崔峰等150多名客籍革命烈士的鲜血也洒在阳原大地上。封建时代，阳原县出过28位进士、78位举人。金代诗人李纯甫不仅是章宗南渡后的士大夫魁首，而且和赵秉文成为当时诗坛上的两面旗帜。揣骨疃李泰_则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方志学家，学贯中西，著作等身。
阳原第一文学家李纯甫（1184~1231年），字之纯、号屏山居士，金代弘州襄阴县（今阳原县）人，被誉为金代著名文学家，其事迹由《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收编。
阳原县第一史学家李泰芬（1897~1972年），字革痴，系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揣骨疃村人。曾任北京大学、山西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史学系主任、绥远省教育厅厅长、北京高级师范学校校长、天津特别市教育局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史学系主任。著有《中国史纲》、《西洋大历史》等10余部巨著。1926年，李泰芬担任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长之职，远走绥远。1927年***创始人李大钊被奉系军阀杀害，无人敢出面料理后事，李泰芬即为其收尸入殓，买棺治丧。1947年李泰芬严词拒绝国民党要其从政的邀请。1949年10月1日，李泰芬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望着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他激动地说："这次建国，是开创历史新纪元的壮举，祝愿在***领导下的中国逐步富强起来"。
阳原第一水利专家——张子林，曾名张蔚，1914年4月8日出生于张家口市阳原县西城镇。1931年在宣化二中毕业。1936年在天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1947年4月，张子林任平山县柏坡忽忽水水电站建筑工程处主任。他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和晋察冀工交学院的学生，做到了当年施工，当年发电，发电量为1000千瓦。保证了当时军工生产急需动力用电，使西柏坡党中央、中央军委及电站周边各村百姓，第一次点上了电灯。全国解放后，张子林先后任农业部和水利部农田水利局局长。1954年2月，他接受国务院派遣任中国援越水利顾问团团长，在越南协助工作两年间，他因设计、实施修建河内"红河大坝"成绩卓著，越南政府授予他金质奖章一枚、胡志明主席授予他共和国一级劳动勋章一枚，并记一等功。经中国援越顾问团总团长方毅提名，国务院批准，给张子林晋升行政一级，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
冯子存（1915~2000年），阳原县东井集镇西堰头村人。阳原第一横笛演奏家，曾任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教授。他跟随周恩来总理到亚洲国家把中国民间艺术传播到世界和地，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经济建设
阳原县长期以来以农业为主，自然条件较差，经济基础薄弱，发展相对滞后。
2006年，全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达246391万元，同比增长16.2%，其中一、二、三产增加值分别增长19.3%、14.6%和16.2%。全部财政收入29008万元，同比增长19%，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11.8%；县级一般财政收入6290万元，同比增长12.7%。2006年，全县农业总产值完成75973万元，同比增长15.1%，主要农产品粮、油、菜产量分别达到71109吨、4342吨、73773吨；肉、蛋、奶产量分别达到18047吨、31930吨、9225吨。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287元，同比增长19.6%。工业生产总值达到50857万元，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达到30809万元。初步形成了皮毛加工、日用陶瓷、机械铸造为主的出口工业框架，出口产品达7大系一300多个品种，出口创汇逐年取得新突破，连年位居全市前列，2006年出口创汇达2032万美元。全县民营经济实现销售收入436718万元，同比增长26.2%，完成增加值187240万元，同比增长47.8%。为全县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做出了显著贡献。
近几年来，阳原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重新审视自身优势，明确工作思路，大打优势牌、念优势经，县域经济步入了较快发展时期。以科技为先导，不断调整农业内部结构，特色产业初具规模，初步构筑了以养殖、林果、饲草、杂粮杂豆为主的四大农业特色产业。以改制为突破口，扶优增强骨干产业，形成了陶瓷、雕刻、地毯、机械铸造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工业框架，以泥河湾陶瓷有限公司为首的一批外向型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全县有7大系列300多种工业品打入国际市场。从营造良好的软环境入手，进一步优化所有制结构，个体私营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县域经济的主要支撑，引资建成了北元毛皮有限公司、张家口永盛皮毛硝染有限公司和张家口云腾服装有限公司等，进一步增强了阳原皮毛行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成为中国最大的碎皮加工生产基地，皮毛产业成为全县农民脱贫致富的主要收入渠道。不断挖掘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壮大支柱财源，先后兴建了京原、国通、苏原、富兴、东方浩燃五大煤台，跨入全省较大专业市场行列，煤炭运销业成为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同时，狠抓项目建设，培植了龙阳钙灰厂、龙阳镁灰厂、三义庄铁锌矿、钼铁合金等一批后续财源，财政收入稳步增长。
发展规划
到2010年，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二战略目标。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协调发展，综合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社会保障能力不断提高，贫困人口明显减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资源利用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科技、教育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取得新进展；各项改革深入推进，开放水平显著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得到加强，社会治安和安全生产状况进一步好转，"和谐阳原"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全县生产总值达到474830万元，年均增长20%，其中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18%、23.7%。全部财政收入达到60635万元，年均增长20%，地方财政收入达到9400万元，年均增长11%。努力实现人均生产总值和人均财政收入水平在全市的位次前移，人均财政收入水平达到全省中等位次。
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850元，年均增长15%。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10590元，年均增长10%。农村贫困人口稳定解决温饱。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分别达到16平方米和23平方米。城针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6.5‰左右，2010年末总人口达到28.5万人左右。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率进一步提高，环境明显改善。单位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末降低20%左右。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30%。
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科技事业蓬勃发展，对经济的支撑能力进一步增强。教育质量和普及程度全面提高，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85%。文化事业进一步繁荣，文化产业得到较大发展。卫生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有明显提高。体育、通信、广播电视及其它各项社会事业保持稳步发展，努力实现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和谐。
发展动力进一步增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9.5亿元，年均增长25%。利用外资达到150万美元。外贸出口达到3315万美元，年均增长10.3%。
2020年4月28日，阳原县上榜2019年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区）名单。
河北省168个县市区面积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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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万达（1718—1796），字子通，祖籍山西太谷，后迁山西榆次，著名晋商。他聪颖好学，待人谦恭，继承父兄开创的商贸事业，北越大漠，行商于库伦和恰克图，拓万里茶路，从事对蒙、俄贸易，开创了常氏家族几十代基业。经过常氏几代人的奋斗，终于使常家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外贸世家。
榆次常氏是晋中富商。徐珂《清稗类钞》称常氏有资产百数十万两。据“山西外贸志”载：“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众多的山西商号中，经营最长，历史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代，沿袭一百五十多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图十数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清代晋商中“外贸世家”。常氏家族经商的始祖常威，当年去张家口经商，从家里出发时，身不带分文，一路以为人占卦算命，赚取吃饭住店钱，得以成行。常威有三个儿子，长子常万圯和三子常万达，都以经商见长。万圯一支，即后来所说的“南常”；万达一支是“北常”。常万达少年聪慧，长大后随父到张家口经商，十年如一日，生活俭仆，为人处事诚恳守信，为商界同行所器重。常家从开布铺，经营布匹、白布走俏、获得厚利，又扩大规模，兼营茶叶、杂货，外销蒙古等地，逐步积累商业资本，设立了大德玉商号。
到乾隆年间，恰克图被清政府定为中俄贸易的唯一地点。中俄贸易的庞大交易都被压缩到了恰克图。常万达看出了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他将张家口经营的“大德玉”字号改为茶庄，倾其资财来到恰克图，实现了由内贸到外贸的转变。常万达向俄商出口茶叶，兼营绸缎，由俄方引进皮毛、银锭，有出有进，获利甚丰。常万达“满而不盈，视有若无”，不断倍厚资本，为常家外贸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事业的发展和资本的增加，常氏先后增设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商号，形成了常氏“玉字”连号，遍布苏州、上海、汉口等地，独慎玉还在莫斯科设立了分店。
庚子事变，常氏商业受到一些损失，转而创办近代家庭工业，开办了敦义和蚕桑局、敦睦和织布工厂，获利颇丰。常氏在山西还向近代工业火柴局、保晋矿务公司、晋华纺织公司投过资。常氏十四世常旭春还担任了保晋公司第四任总经理。常氏由商业起家，家境富裕后，便转而让子弟读书子儒。常氏八世常吉为县贡生，是家族中入贡第一人。此后学业有成者延绵不断。到1921年，常氏有4人赴日留学学成回国，有10人从省内外大学毕业，素称“世兼儒贾为业”是晋商中少有的“书香门第”。
常氏商业清末、民国初年逐渐衰落，主要是俄商拖欠巨款，加之俄政府巨额征税，遭受浩劫。据记载，仅在莫斯科所赔累折银140余万两。辛亥革命后，内外货款不结，玉字号随之倒闭。
看到旷海炎先生谈论晋商的衰败心有感触，便将这个先前发于煮酒论史的帖子重新整理了一番发过来，从一些史实与数字的角度来说明晋商的成败。
不过对于晋商的成败，我有以下几点先在这里表述：
第一，早期的晋商成于协助满清夺得天下，其政治属性明显。
第二，晋商多因与对蒙对俄贸易而积累起资本。
第三，嘉庆以后的晋商逐渐摆脱皇商的影响，但官商的身份依然存在，从大盛魁在科布多草原四十多个盟旗的发行印票权可见一斑。
第四，外商尤其是俄商对晋商的冲击是晋商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晋商失去蒙古草原这个利润来源的大后院其衰败不可避免。
第五，晋商依附于满清各级政权太深，犹如胡雪岩攀附王有龄与左宗棠一样，随着满清政权信用的垮台，晋商的垮台亦属必然。
第六，没有进行运作、管理上的革新，依旧在传统股本以及商业模式上运作，这是晋商内部的败因。
第七，商业利润多用来盖了大宅子，修了祖坟，没有开拓新的市场领域，有目光短浅的败因。
第八，其他等等
张家口是晋商除了山西以外最集中的地方，也可以说是晋商在外埠最集中的一个大本营，张家口历史的一段也涵盖着晋商的历史，所以本文以张家口来言说晋商的成败。
察哈尔源于明，却盛于清，察哈尔在清之盛，非因察哈尔的原住民，现在已经很难分辨到底哪个民族是察哈尔的原住民，察哈尔之盛究其政治因素上讲乃是因为清朝民族分化政策，这政策在清朝早中期内整体上保持良好，长城以北的蒙古地区较大程度的保持了草原生态与蒙古人的游牧社会状况。这种政策需要并不能摒弃民族间的经济交流，物品交换历来是这个地区的主要经济形态，从明已经大规模开始，到清也不可能断绝，清政府一方面在限制汉民在察哈尔垦地的同时又不能完全限制汉民与蒙古民众的贸易，因而这个缺口的弥补，产生了山西商帮中最著名的“口外商帮”。察哈尔的泛山西化来自山西的商人是肇始者，来自山西的垦民是推动者。其实整个漠南地区从祁连山以东到北京以西的泛长城周边地带都是一个泛山西化地区，山西人之于察哈尔的历史本就是很久远，然而形成深远影响的却是在清这200多年间，这个影响最终导致察哈尔文化上的山西化。至于山西，至于山西的历史我历来总是以一种崇敬与感怀的心来描构自己内心的山西，虽然我不能考究出自己的族源是否也来源于那棵大槐树的村庄，但是我知道所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融合，以致于我们琅琅上口的诸多成语都因为山西。山西的历史可以解构整个中华民族的古代史，由于地缘上的关系山西人重塑察哈尔的历史自然责无旁贷。
张家口，这曾经的察哈尔的代名词英国人叫它做Karian（开尔达），即码头之意。码头并非是因为外国人看到了张家口有一条河流，这河流早在黄帝时代便是一条季节河，并不能行船。这个码头的意思是因为贸易，码头历来是人与物穿梭延伸的起居之地，所以这个码头是贸易的码头，便是本地历史学者称谓的旱码头。
旱码头无疑是被山西人把持的，这个把持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明朝在张家口开始的马市，所谓马市并非只用来交易牲畜，而是定期开市的大型集贸市场。商人重利，对于明的灭亡后来名噪天下的山西商人也许是有些不光彩的，倘若没有山西商人对于入关后的满洲人在物质上的支持，满洲人想一统天下至少不会那么迅速。发战争财历来都是很便捷，也是最快能积累起资本的好时机，山西人把握住了这个时机，夹杂在满洲人席卷天下的队伍中有非常之多的山西人，他们形成满洲铁骑的后勤部队，在这只后勤部队中形成了后来名闻天下的山西八大皇商，他们控制了绝大部分与满洲军队的贸易，也控制了绝大部分察哈尔也就是张家口的对蒙贸易。
晋商“八大家”操纵了张家口的贸易活动。这“八大家”是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莹、黄云龙、范永斗，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范永斗
范永斗等这八家巨富皇商，按照现在的民族主义者却是名副其实的汉*，早在满洲人入关前，他们便常往返于关内关外。在明朝政治日趋腐败和社会动荡的关头，商人特有的灵敏嗅觉，使他们看到了满清的崛强和野心，于是在正常贸易之外，暗中为满洲人输送军需物质，提供关内各种情报，搞起政治买卖。满清入关后，顺治帝没忘为己入主中原建立过赫赫功业的八大家，在紫禁城便殿设宴，亲自召见了他们，并赐给服饰。宴上，顺治要给他们封官赏爵，八大家受宠若惊，竭力推辞。于是，顺治便将他们封为“皇商”（籍隶内务府）。范永斗被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其余七家，亦各有封赏。从此。范永斗等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范永斗不但为皇家采办货物，还凭借皇家威势，广开财路，漫天作起买卖来。他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转眼，范永斗成了拥有数百万之富的大皇商，八大家中之佼佼者，由此我们便知道皇商是如何发迹的。但是皇商在那个年代的无德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山西商人，而到了康熙后期，原先的皇商们大多已经势微，新一代的山西商人凭借着勤劳、眼光、守信已经不再是那些靠发战争财的投机商人。
对于山西商人的旅蒙贸易不得不提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在中国的外贸史上当是一个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关于他的传说至今存留在关于张家口的传说中，他不是“汉*皇商”他是一个真正凭借勤劳、眼光、经营技巧发迹的有德商人，提起察哈尔或是张家口德外贸史不得不说晋中榆次这常氏一族。
驰名中外的晋商在称雄明清商界五百年的辉煌历史上，有三个光彩夺目的“亮点”，那就是盐业，茶叶和票号。明清以来，运销蒙俄的茶叶几乎由晋商垄断，并形成了一条由中国南方到欧洲腹地，可与“丝绸之路”媲美的国际商路——“茶叶之路”。在这条万里茶路上有一个堪称中流砥柱的晋商望族，那就是被《山西外贸志》称之为“外贸世家”的榆次车辋常氏。大约在距今500年前的明代弘治年间，车辋常家的始祖常仲林只身一人来到车辋村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仅靠为车辋大户刘姓牧羊为生。后娶刘姓婢女为妻，并生子常廒，在车辋正式安家落户。由于常仲林不安身认命的精神，为后人留下了敢为天下先，逐利四海的榜样。常仲林出身于贫寒之门，不畏艰险，吃苦耐劳的品德，也为后代树立了节俭不奢的楷模。在常氏家业大兴之后，常仲林用过的放羊工具羊鞭，羊铲等一直被他的传人供奉在祠堂里，当圣物顶膜礼拜。名扬四海的山西首富，清代中国儒商第一家，正是从这支羊鞭起家的。几乎就是一个童话，然而历史嫠呶颐牵 獾娜肥乔д嫱蛉返南质担 质当澈笫且桓黾枘讯 ぃ 渎 嘈乃岬墓适隆?br> 在四世之前，常家的生活还是比较艰难的，但他们总算在车辋村建房置地扎了根，过上了男耕女织的生活。当初常氏是外姓，迁移来此地后，曾一度受当地村民排斥，如村民在灌溉和吃水上就常常刁难这三兄弟。于是三人遂齐心协力在院中打了一眼井。由于这是常氏在车辋最早的宅院，后人立匾为“燕翼堂”。常家走向富裕，在清初的康熙年间，常家兴起的原因在于经商。据募化碑中记载，其经商地有大同、繁峙、多伦诺尔、张家口、兴化镇、苏州等地。这在家乘中也有明确记载。八世常威被确定为常家第一个经商者虽然可能有些不准确，但毫无争议，他是常氏经商致富跻身于清代晋商前列、并且为晋商垄断中国在俄蒙的茶叶市场，并延伸到几乎整个欧洲，积蓄了巨大力量的极为重要的人物。也可以说是常氏家族发展为清代儒商第一家划时代的人物。 常威生于康熙二十年左右，系常进全长子，于康熙四十年左右赴张家口行商，据记载他往返于张家口与家乡之间，多年不带川资，沿途以占封解决食宿。这虽然说明了常威俭朴的本质，但也反映了常进全、常威这一门在当时的同族中确实不富裕。凭着坚韧的毅力，淳厚的品质、吃苦的精神，到雍正初年，常威己由“行商”发展成了开办小铺面的“坐商”，但买卖不大，铺面在张家口连个正式名称也没有，就叫做“常布铺”。他的三个儿子万玘、万旺、万达皆随父到张家口，除万旺在张家口郊外购地务农外，万玘、万达均成了父亲经商的得力助手。父子三人同心协力，经过十余年的奋斗，使常家在张家口的事业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常威是学业有成之后才开始经商的，常万玘、常万达也饱读诗书之后，子承父业的，特别是常万达，从小就随父亲在张家口读书，他勤奋好学，深受老师赞誉，但常威却在他即将参加科考之际，退出仕途中从事了商业，并把“学而优则贾”做为家训，告诫儿子要代代遵循，常威的次子常万旺，对读书不感兴趣，常威便拒不让他经商，而是在张家口购置了一些土地，让他去务农。常威这个高瞻远瞩的举措，奠定了车辋常氏儒商世家基础，在商业信誉，商业管理上都不同凡响，我们从大德玉的帐薄类别和管理条例上就可看到其管理的水平。学而优则贾的方略，使他的事业很快做强做大了。到了乾隆初年，常威父子己经在张家口创立了大德常、大德玉两个颇具规模的字号。常威在自己还乡养老之前，将两个字号，分别交给长子常万玘、三子常万达经营。使常家逐步形成了以常万玘、和儿子怀珻、怀珣；常万达和儿子怀玗、怀玠、怀佩、为核心的两个商业集团。这两个集团，互为援引，携手发展成为张家口的重要商家，在常万玘注重以张家口为大本营，稳扎稳打，向国内各大小城市延伸的同时，常万达的目光更远大，他毅然采取了向俄蒙发展，搞国际贸易的方略。俄国对茶叶的需求量是很大的，从明朝开始，就不断地提出了贸易的要求，雍正五年，清政府与俄国终于签定了《中俄恰克图条约》，雍正八年，开始了中俄边境贸易城——恰克图的修建，但由于种种原因，一开始双方贸易并不顺畅，十多年过去了，贸易额还只有十来万卢布，尽管如此，常万达却在艰难中看到广阔的前景。乾隆十年，他断然将大德玉改为茶庄，在不丢内贸的同时，将主要财力，、经力，投到了对俄贸易中，开始了开拓万里茶路绵延二百余年的壮举。如果说，创立学而优则贾家训的常威，是常氏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人物，那么开拓万里茶路的常万达则是常家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以茶叶贸易是常万达确立目标的一场艰辛的创业的开始，是一场充满辛劳和智慧的博击。为保证出品质量，讲究质量信誉，常家在晋商中首先采取了茶叶收购加工，贩运“一条龙”方式。即：自行在福建武夷山购买茶山，组织茶叶生产，并在福建省崇安县的下梅镇设庄，精选，收购茶叶。同时，自行创立茶坊、茶库，将散茶精制加工成红茶、砖茶，妥为收藏。每年茶期，雇佣当地工匠达千人，然后陆地用车马运输至河口（今江西省铅山县），再用船帮，由水路运经信江、鄱阳湖、长江至汉口，沿汉水运至襄樊，转唐河，北上至河南社旗镇（今社旗县，当时，晋商称之为十里店。）而后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太行山，经晋城、长治，出祁县子洪口，再于鲁村换畜力大车北上，经太原、大同至张家口或归化，再换骆驼至库伦、恰克图。全程近七千余里。由于骆驼运输比马驮大车安全，快速、便宜，每驼可驼四百余斤，所以，常家很快就备起了自己的骆驼队，兴盛时多达万余峰，骆驼也由于过去的从张家口到恰克图，延长到了从黄河入晋，到俄国莫斯科等地，并由此而使沿途的特种行业“骆驼店”应运而生。 这条茶叶运输的线路，就成了后人称之为与“丝绸之路”齐名的“茶叶之路”，由于这种路的运输工具以骆驼为特征，故又称为“驼路”。 在驼运中他们也摸索出不少成功的运作方式：他们将八十匹骆驼分为一帮，五驼为一行，共十六行，一人管一行，一帮十八人由一帮首带队，一蒙人向导，以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迷路，可以找到水源及宿营之地。每一帮中，还要另配备一、二名通药理医道的人，带必用药物，以保证人畜的平安，当时俄蒙一带，马匪猖獗，这马匪人彪马快，呼啸而来，人不离马，冲至驼旁，俯身即可将商人驼鞍上的银器掠去转眼就渺无踪影，商家纵有武装保卫，并雇用保镖，也无可奈何，针对这种情况，常家将俄国进口的大量粗制银器，在买卖城熔化后铸成银锭，再行运回国内。常家从恰克图向内地运送的自铸银锭，每块重达1000两合六十四斤，制作专用马车运输，马匪来抢，无法俯鞭掠取，只好弃之而去大家都叫这种大银锭为“没奈何”，后来，各商家都学常家的方法，铸起了“没奈何”，马匪面对“没奈何”也就不得不较前有所收敛了。正因为常氏在对俄贸易中极具远见和谋略，又极为注重信义，很快就取得了俄商及俄国政府的重视，不久便将生意做到恰克图以北的俄国境内，在俄国境内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讷乌、巴尔古今、比西、上乌金斯克、聂尔庆斯克乃至欧洲的其它国家都有了他们的茶庄分号，使茶叶之道增长到一万三千多里。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常家为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原先“大德玉”的基础上，道光六年（1826）新建大升玉，道光二十年（1841）增设大泉玉，同治五年（1867）增设大美玉，光绪五年（1880）增设独慎玉，形成常氏一门五联号进俄国的格局。同时，常氏还在各号增设帐局，而且把帐局也分设于俄国各地。 正是由于以常家为代表的外贸晋商坚持不懈的努力，使中国的对俄贸易额由雍正六年的一万余卢布发展到乾隆二十年的83万卢布。二十五年猛增到135万卢布。而到嘉庆初年常万达去世，怀玗、怀玠、怀佩三子及众多的孙辈子承父业主持常氏对俄贸易时，中俄恰克图贸易额己经高达八百余万卢布，道光二十一年达到一千二百四十万两，八十年增加了千余倍。常氏即为茶商的中坚，确实功不可设。
据《山西外贸志》记载，俄商因赊购拖欠常家“大升玉”、“大泉玉”、“独慎玉”的款项为俄钞32.07万卢布。另据《山西票号史》记述，由于清末俄国重税窒息，华商遭受浩劫，常家“大德玉”连同联号“大美玉”、“大升玉”、“大泉玉”、“独慎玉”五家在莫斯科赔累折银达140万两。山西省财经学院教授黄鉴晖先生，在《清代帐局初探》一文中，列举清档案资料，俄商五家即拖欠常家帐局贷款41.6万卢布，以上仅是有史可查的部分。常氏曾留过一本较为明细的帐簿，“四清”运动时，从村卫生院一只破箱子里发现，被当作“变天帐”烧毁了。以当时常家的财力而论，失于俄商的财产，绝不会仅止于上述部分。 为了挽回一点损失，常家曾联合晋商向俄政府起诉，俄政府根本不予理睬。他们又返回北京，请求清政府为其作主，无能的清政府只是一味推诿。常家投诉无门，有理难诉。 与此同时，清政府的官员恋横无理、豪取强夺，也使常家雪上加雪，蒙受了巨大损失。例如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的儿子小僧王，累年向常家借款逾百万两白银。僧王是蒙古的土皇帝，常家不敢不买他的帐。到了清末，僧王垮台，这笔债也就无法收回。又如清末陆仲琦想到山西这个首富之省当一任巡抚，向常家借银五十万两以运动军机权贵。可是，他刚到山西走马上任，就遇上辛亥革命，山西新军起事，陆仲琦父子被击毙于巡抚衙门。常家虽然多次派人到其家乡浙江省尚山县去收帐，哪里还会收得起呢？及至辛亥革命时期，常氏的商业就基本破产了。正如《常氏家乘》中所说的：“及民国肇兴，吾家各埠商，顿遭受损失。”时局不稳，帝国主义入侵，政府的腐败与无能是常氏经商由盛而衰的根本原因。
常家的贸易史无疑可以作为张家口的贸易史的一个缩影来看，1840年以后当沿海口案多数被外国人所保持的时候，张家口便几乎成了唯一一个由清政府独立收税的通商口岸，京张铁路在清政府将倒时候修葺给张家口的对外贸易以最后一只强心剂，之后的几年，来源于张家口的贸易税收几乎是清最后两年以及民国最初几年的最重要来源。
对蒙、对俄的大宗贸易几乎被山西人垄断大部分，另一部分是被以八旗王公贵族组成的“京帮”垄断。他们手中有雄厚的资本，在中原的东南沿海组织收购大批物资，屯集在张家口的大境门外。他们主要的销售目的地是乌兰巴托、恰克图、莫斯科。尤其是参加每年一度的恰克图年会（贸易交流会），获取的利润最高。他们以整批大宗货物的批发交换为主，兼零星交易。
这些巨商们在乌兰巴托、恰克图，莫斯科都有各自商号的常驻分号，驼队或老倌车队将货物运到就算完成任务，具体贸易由分号的人员来做。 当时，赶着驼队或老倌车队跑草地叫“出拨子”。驼队称“货房子”，每顶房子有十二把骆驼，每把十四峰。也就是每顶“货房子”有168峰骆驼驮运货物，每峰骆驼驮四、五百斤。“货房子”由一个小掌柜带领。雇有三、四名保镖护卫。每顶房子二十几名驼工、伙计，一路上管理骆驼，找水做饭，打杂。为安全起见，每顶房子还专门配备十几条蒙古狗、这种狗高大威猛，合作能力强，是对付狼群和土匪的好帮手。而且每次出拨子，大都几顶房子结伴而行，成千的骆驼马匹汇成浩浩荡荡的商队行进在茫茫高原戈避。驼铃声、马嘶声、人声、狗声、首尾呼应，蔓延数十里，此情此景何等壮观！
除了山西帮与京帮外在张家口从事贸易的还有本地的买卖人和“直隶”帮。他们资本少，人数却多，往往自备骆驼和老倌车。由于资本少，货物也不多。骆驼队或老倌车也不能形成大的规模。所以，每次出发必是成帮结伙，进入销售交易目的地后再分开。他们以走浩特，串牧场的形式，直接与蒙古人，俄国人进行交易。他们一般都会蒙语、懂俄语。要在长期的贸易活动中广交朋友。由于销售交易的市场不确定，自然环境更复杂，旅途风险更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单一商品的利润值而言，他们绝对不低于巨商们在恰克图年会或乌兰巴托市场的批发利润值。说到利润，当时的交易是易货贸易，但比值悬殊。一个一块银元成本的玉器，到草地可换一匹马外加一只羊，一包生烟可换一只羊，十块砖茶可换一头牛。当然这利润中含着无限艰辛与风险，风险程度和利润幅度应是成正比的。
无论巨商还是小买卖人，在漫漫的古商道上都随着恶劣环境的考验。蒙古高原海拔1500多米，从乌兰巴托南行过土拉河一直到今赛汗塔拉一带是千里戈壁。戈壁滩上是**的沙土，牧草仅十几公分高，有的地方干脆就没有植物，冬季严寒，夏日酷暑，茫茫戈壁涉无人烟，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水。商队到达休息地的第一个任务便是找水。观察植物可辨别地下水的深浅，地上长有马莲、醋柳的地方水都浅。挖井叫挖闪丹（蒙语井的译音），挖出坑来困一会儿，清水便会渗出。就地无水时，就派专人骑马跑几十里去找水。尽管大小商队都备有专门寻找水源的马匹和人员，但有时仍然要数日干渴，尤其是穿越沙漠，往往六、七天见不到一个水源，沙漠中水位又低，挖井也见不到水，为了生命，不得不喝马尿、吸牛血。
旅途中的食物是事先预备好的，从张家口出发时带的是小米、莜面、冷糕、山药（土豆）、咸菜，从草原回来时，带的是奶酒、炒米、奶豆腐、羊肉干。每到一个休息地专有人负责埋锅造饭。火源是铁镰撞击火石引燃艾绒取得的，燃料是牛粪。沙漠中的骆驼刺也是一种很好的燃料，割倒就可以烧。旅人们都叫它“大救驾”。
旅人住宿一律是粗布做成的帐篷，冬可挡风雪，夏可挡暴雨。
土匪和狼群是古商道最大的隐患。商队往返都拉有货物，没有太多金银细软，土匪要大批货物没用，往往只要少许物品和马匹就会撤去，一般不伤害商人。有的土匪却要绑走领队的掌柜，让车队返回时用银两赎人。
草原的狼异常匈猛，出行成群结队，一旦袭来，商队人畜往往要遭受损失，不过商队的狗在此时会起到很大作用。
在茫茫草源上有着许多无奈，有时人生病了，能简单诊治就治一下，治不了的急症只有等死。死后就地掩埋，可不久就会被狼和野狗扒出来吃个精光。
有时负重的骆驼或牛死了，人们便把整车的货物忍痛丢弃，万万不能给其它牲畜增加负重，否则还会有更多的牲畜累死。
张库大道的路线和辐射范围大致如下：一般从旱淖坝、万全坝或崇礼五十家子上坝。上坝后，走张北（兴和）、化德（德化）、赛汗（滂江、东西苏尼特旗）、二连、扎蒙乌德、叨林、乌兰巴托、恰克图、莫斯科，这是中线。
上坝后，走张北，太旗，穿越浑善达克沙漠，过灰腾梁，灰腾河，深入后草地贝子庙（锡盟）或奔二连归入中路或继续向北经东西乌珠穆沁过境，至乔巴山，有的还深入到俄国的赤塔，这是东路。
西北路从张家口出发，走张北、三台坝、大清沟、商都、卓资山，至呼和浩特或西行至新疆，或北行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有的还拐向库伦。
有些小买卖人商队较小，就近在东乌、西乌旗一带便可完成销售交易。
张库大道覆盖了蒙古的十二个盟，一百五十多个旗，影响辐射到俄国南部边境的大部分地区，甚至到莫斯科。
为了经营的便利，以大盛魁、大德玉、元盛魁、天义德等几家为首的巨商们，还在莫斯科，恰克图、伊尔库茨克，乌兰巴托等地设立了贸易分号。据有关数据统计，当时境外的商号有四百多家，这大约就是当今风靡世界的连锁营销的雏形。
骆驼商队的运输是每年秋季开始，直到冬季返回。老倌车队一般是春季出发，秋季返回。
骆驼和老倌车有少部分是商人自备的，但绝大部分是专门以搞运输为生计的。如张家口回民中的佟家、杨家、王家、丁家、马家都是养骆驼的大户，一般都有二、三百只骆驼。有的骆驼户甚至养到千峰骆驼。今张家口桥西区的东驼号，西驼号便是养驼的地方。别的不说，仅喂骆驼的草，就连绵不断的堆起几座小山，以至于留下了今天的草场巷。骆驼夏天到草地放牧，叫放场。秋季返回准备跑草地叫起场，养驼人辛苦，收入也较丰厚。桥西区新华街的清真寺是宁夏养驼的回民捐资修建的。当时，养老倌车的大户是殷家和董家，住在南天门、菜市一带，还有一部分在四岔、稍道沟、石匠窑、正沟、平门外的永丰堡、五墩台一带。石匠窑有几个专门从事老倌车车辆修理业的木匠，收入颇丰。
漫漫的张库古商道上，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骆驼和老倌车在日夜不停的行走。驼铃、牛铃的叮咚声，编织着一曲曲旅蒙商的发财梦幻曲。具体的羸利，由于商人的晦涩无载，因而无考。且看两个小例子：一个靠捡驼粪为生的老太太，以一口袋一吊钱的利润，几年就攒钱买下了十三间房子。南天门、菜市、稍道沟、四岔、石匠窑一带农民的祖辈，大都是跑草地赶老倌车的车倌。他们靠每年一次，每辆车一根，从乌兰巴托拉运轻浮皮张时，绞车用的绞棍的积攒，盖起了清一色的柏木做椽的房屋。直到今天，他们在拆除旧房时还会扒出来自草原的柏木椽子。拣来的利润如此，精心谋划，苦心经营的利润自然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