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选择转行，也有人选择离开一线城市。
打开网络，一大波由于失业即将离开工作城市的青年，将所有个人物品挂在网上抛售。
疫情导致裁员、收入降低，可是北漂沪漂深漂们房租照样得交、花呗照样得还。没有充裕的生活收入，却负担了高昂的生活成本，他们只好决定离开。
一叶知秋。原先和疫情八杆子打不到的行业，现在都受到冲击，那些受直接影响的行业就更不用说了。疫情的次生灾害，这才刚刚显现，严重的还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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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月份，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2%，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7%。这是有调查数据以来最高的失业率。
尽管这样，有人认为真实的失业率并不止于此。
交银国际研究主管洪灏追踪的高频经济活动数据分析表明， 目前主要城市的平均地铁客运量还不到去年的50%。
他由此推断出，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工人没有回到工作岗位。目前还不确定这些工人是否已经失业，但他们的工作不确定性肯定已经上升。
进一步推断，这些大城市以外的、低线城市的失业情况很可能更糟。
虽然以地铁客流估测失业率的方法并不精确，但是其指出的大方向与我们不谋而合：中国真实的失业率要比公布出来的数字要高。
我们知道，就业情况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不仅影响着收入和支出，还影响着投资和信心。
假如就业不稳，那么一切刺激消费的措施都只是空谈。
有人说，你别光盯着中国的失业率，现在外国的失业率比中国严重多了，你怎么不谈？
我只想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外国不景气，中国还能得好？都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罢了。
目前全球的失业率已出现暴涨趋势。
美国劳工部4月2日发布数据显示，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升至664.8万，再创历史新高。
这也是为什么，在全球央行的“大放水”的背景下，有人反而担忧经济会陷入通货通缩。
在本轮危机当中，由于企业生产和居民消费，双双受到疫情冲击，经济的供给和需求（尤其是需求）侧面均出现大幅度下滑。
居民企业部门双双自发收缩资产负债表，那么银行派生的信用就会大幅萎缩，这就直接导致经济体出现通缩的效果。
我们担忧的是：如果企业倒闭、失业率上涨的情况持续下去，全球经济有可能会陷入大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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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危言耸听。
美国联邦储备局（Fed）预测美国将有4700万人因此失业，失业率高达32.1%，超过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24.9.%。
此前，美国周初请失业金的最高记录是1982年的69.5万人，今天的初请失业金数据已经达到纪录高位的5倍，是美国历史上失业人数最多的一周！
因为失业严重，购买力下降，美国已经出现了牛奶过剩，威斯康星州的奶农们被迫倾倒了数十万加仑的牛奶。这一幕是不是很熟悉？对，我们中学政治课本上教过的，当时我们以为，这是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一个重要表现。
据新闻报道，疫情期间，美国出现了牛奶过剩，威斯康星州奶农被迫倒掉数十万加仑牛奶。
倾倒牛奶这样的事情，在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中就出现过。
如今危机剧情正在重演，让人不禁毛骨悚然。
导致此情景出现的导火索是疫情，但目前看来，全球疫情蔓延的态势并没有放缓迹象。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截至4月3日，全球病例数达到100万，死亡人数超过了5万。
新病例数量的近乎指数级增长，几乎遍及每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最新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4万，拐点尚未到来。
世界地震，中国当然也不能幸免。
目前中国外贸企业已经出现“倒闭潮”。
天眼查显示，从2月1日至4月1日两个月间，全国范围内注销/吊销的进出口外贸企业已经达到12396家。
外贸业务向来发达的广东、江苏、浙江三省受冲击都比较严重。广东东莞外贸制造工厂停业、倒闭等消息接连不断传出，有一大波失业人士就来源于此。
虽然许多外贸企业正在开始自救（转做卖口罩），但这并不能解决订单骤减、暂停出货、外汇管制等问题。
只有世界经济恢复正常，中国才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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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这么多，是由于有些人对于目前经济过于盲目乐观，认为在全球央行“大放水”的背景下，经济会出现“V型”反转。
这个想法有些过于天真，政策只能改善，但并不能完全逆转经济下滑的走势。
如果非要“比烂”，我国经济的基本面确实是比国外要稍好一些。但泥沙俱下，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外贸企业出现“倒闭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唱衰经济，只是为了警醒人们，这一次的危机的影响，远比大家想象中的要大。
虽然各国政府已经采取很多相关措施，但对于失业率的持续上升，其实是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的。
王子先认为，外部危机向我国传递和带来冲击的机制是复杂多变的，用简单的线性分析方法往往并不可靠，需要进行科学的分析。正确认识外部危机形势并理性应对我国外贸发展中的问题至为关键
一场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很大冲击，各方面风险和挑战不断加大，特别是对外贸易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贸易下降逐步成为外部危机向我国传递的主渠道。海关总署5月12日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情况:今年1~4月，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5994.1亿美元，下降24.3%。其中出口3374.2亿美元，下降20.5%；进口2619.9亿美元，下降28.7%。在此形势下，如何正确认识外部危机形势及理性应对至为关键。日前，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子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我们必须深刻领会中央千方百计稳外需的精神，在以扩内需为基本立足点的同时，绝不放松出口。我们各方面的思想认识也应逐步统一到这一精神上来。针对社会上流行的几种观点，王子先一一进行了分析并阐明了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我国是否存在过度依赖出口的外向型经济模式
记者：目前社会上有两个观点：一是我国经济本来就存在过度依赖出口的深层次结构问题，没有外部危机也会出问题，国际金融危机只是加快了问题的暴发；二是我国经济受到外部危机重大冲击，都是外贸惹的祸，表明外向型经济模式存在巨大风险，我们更要趁机调整，减轻依赖。请谈谈您的看法。
王子先：大家知道，除了个别坚守计划经济的封闭孤立的国家外，世界各国经济都日益相互融合、相互依存，“地球村”时代已经来临。中国作为“地球村”的一员，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获益者，国际贸易与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另一方面，很自然，发生外部金融经济危机，我们不可能置身其外、独善其身、一枝独秀，不得不一定程度上承受外部冲击的压力和损失。这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我们正确的选择就是，勇敢面对压力与挑战，做好预警和全方位应对工作，尽力减少损失、防范风险，确保安度危局，争取率先复苏，并抓住危中之机，迎接新一轮繁荣周期。决不能因为遇到困难和挑战就慌了手脚、乱了阵势，放弃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政策和经验，特别是动摇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动摇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逆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流而重归封闭半封闭型经济老路。
30年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是，我国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向开放型经济的转变，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实现了贸易自由化，与多边规则全面接轨。对外开放特别是贸易开放已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成为一种制度性安排，并不存在基于重商主义和优惠政策基础上的出口导向模式，同样也不存在迥异于其他国家的外向型经济模式。过去流行的出口导向和外向型经济的内涵已发生根本性制度变化，很大程度上变成一种口号和形式。
国际金融危机是通过金融、贸易、价格和心理预期等多种渠道向我国传递的，贸易只是其中一种渠道；而且，贸易渠道的传递是与其他渠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特别是去年四季度以来世界经济贸易突然陷入剧烈衰退，与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心理恐慌也有很大关系，世界消费需求在短期并没有出现那么大幅下降，由于对危机骤然升温的恐慌导致人们不敢投资、不敢借贷、停止生产、消化库存、减少交易、减少订单等，使世界经济特别是世界贸易发生了自由落体式的坠落。世界经济危机的历史证明，这种直线式坠落是暂时的，不会一直持续下去；而且此次危机经过三至五年的调整有可能会进入新的发展周期。外部危机向我国传递和带来冲击的机制是复杂多变的，用简单的线性分析方法往往并不可靠，需要进行科学的分析。
这场危机从反面证明了我国保持外贸政策稳定和长期平稳发展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当前“稳外需、保出口”的紧迫性。出口短期内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可能减弱，但对外贸易作为世界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发动机作用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二战”后，世界贸易总体上以高于世界经济2倍的速度增长，待世界经济恢复正常后这种趋势还将持续。
二、关于国际市场需求下降、保出口会不会收到效果
记者：在外部危机的形势下，外部市场需求下降，我们花费一定的投入“稳外需、保出口”，会有效果吗？
王子先：按照经济学一般原理，在外部市场需求下降情况下，促进出口措施的价格弹性总体趋于下降，通常效果会差于经济繁荣期。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促出口不管用的结论。一是在世界各国都采取各种措施促出口的情况下，我国如果听之任之，将会加剧我国出口竞争力的下降，遭遇更大的损失，而出口下降0~5%与下降10%~20%对经济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二是在危机形势下各国消费者和采购商更把价格作为第一位考虑因素，我们必须把出口退税等可用该用的政策用足，同时改善公共服务、降低行政交易成本，千方百计为企业化解成本压力，才能保住更多的市场和客户。三是在国际市场总体需求下降的同时，由于存在“土豆”效应和“口红”效应的作用，中低端价廉物美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和非必需品仍有一定市场空间，有些还逆市上扬，例如去年底以来我国一些轻纺生活消费品对美、欧市场的占有率反而有所上升、出口逆市反弹就是证明。而我国目前在国际产业链中总体上以中低端制成品为主，这恰恰是我国保出口的产业优势。四是在外部危机特殊形势下，我出口还遭遇到贸易融资、收汇安全、贸易保护、支付结算等等新的困难，对很多行业和企业这些是更大的制约因素，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帮助企业化解种种难题，特别是加大出口信贷、信用担保和中小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五是一些周边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市场有很大需求空间，但缺乏支付能力，通过扩大买方信贷、加快走出去以及人民币贸易结算，就可以创造出新的需求，既带动我出口，又更好地促进了互利共赢，恰恰成为我们的危中之机。
因此，在外部危机形势下，“稳外需、保出口”花费一定的投入，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一是尽可能减少出口损失，为扩内需、克时艰、度危局，赢得时间和空间。二是挽救大量遭遇危机冲击的行业和企业，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服务，也为扭转财政收入下降稳住税基、培育新的税源。三是可以保住市场、留住根基，特别是保护遭遇冲击最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机电产业，为自己下一步产业转型升级和迎接新一轮世界经济繁荣周期创造条件。四是通过加强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关系，为全球逐步摆脱危机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关于保出口会不会导致贸易条件恶化和国民福利损失
记者：学术界一直有一种看法，认为我国出口存在贫困化或流血出口，出口导致国民福利的净损失，其依据是过去一个时期我国出口价格指数走低、贸易条件恶化。您是怎样认为的？
王子先：其实，这是明显的误读。起码在以下方面是得不到实证分析的支持的：一是贸易条件指数是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从全球广泛比较看该指数不仅反映了进出口相对价格水平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受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的影响。就中国而言，由于我国出口中工业制成品比重迅速上升并已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世界贸易中制成品价格指数大多数年份都是下降的；另一方面，我国进口以初级产品和能源、原材料为主，而世界初级产品贸易价格在多数时候是上升的。因此，一些年份贸易条件指数总体上有所走低，并不能证明我国外贸的效益在恶化，更谈不上“流血”出口。二是从广泛的国际比较可以看出，80年代以来，我国贸易条件指数有些年份低于发达国家，但有些年份却好于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情况也大体类似，并不支持“中心-外围”论中发展中国家贫困化增长的论点。三是亚洲“四小龙”、“四小虎”通过出口导向型战略不仅大大加快了工业化现代化步伐，而且也大幅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改善了国民福利，贸易不仅成为增长的发动机，还成为促进社会公平、增进国民福利的利器。四是我国30年开放实践证明了，贸易的开放与发展不仅成为推动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也有力促进了人均收入水平和国民福利的改善，特别是巨大的人口包袱转化成巨大的人口红利，解决了大量农民工和城市劳动者的就业问题，也成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动力。国内权威专家已经通过系统的调查和实证分析证明了这一点。
有人完全抛开社会再生产过程和初级分配过程带来的巨大就业、收入和福利效应，仅从顺差增加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带来国民福利净损失角度考虑问题，是非常片面的，以此来推断和决定贸易政策更是一种误导。
因此，简单用贸易条件指数变化来分析贸易的效益和福利效应存在很大局限性。一些国际机构和国内权威学者建议，用综合性出口价值指数的变化来分析更加合理，即出口价格指数×贸易量来综合衡量更为合理。衡量一项贸易政策是否有效，不仅要看出口价格指数变化，更要看出口价值量指数综合变化，如果出口价值量保持合理较快增长，就说明这种投入是合理的。从实际观察，世界各国都把扩大出口作为政府大力推动的目标，出口可以带动就业、增加收入和国民福利实际上已成为国际常识。美国总统就常常充当美国出口的最大推销商。
四、关于保出口可能不利于“优结构、促转型”
记者：目前中国制造总体上还处在国际分工的低端位置，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转型的任务还很艰巨。保出口是否不利于“优结构、促转型”？
王子先：我们要看到，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制造业基地，发达国家把很多制造环节已经转移到我国，很多名牌产品也在我国生产制作。这恰恰是通过3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功。我们在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中总体处于低端位置，主要不是制造业本身的问题，而症结恰恰在于与制造相关的研发设计、物流供应链、市场营销、金融等生产性服务环节严重滞后，是整个产业链的优化重组问题。这总体上是由我国工业化现代化所处阶段决定的，其解决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按工业化现代化客观规律办事，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作为后起国家我们可以力争有所跨越，但不能寄希望于发达国家在长达二三百年实现的目标，我们在一朝一夕之间就可以达到。
应该承认，外部危机的压力确实对部分有条件的企业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附加值、提升自主创新水平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些企业将转型升级作为化解内外部成本压力、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政府对这些企业转型升级确实应给予大力支持。但是也应该看到，外部危机对大多数企业负面影响居多，特别是让很多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危机，甚至一些大企业也面临很大挑战。
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理性选择是“控成本、保市场、抓管理、优服务、求生存”，也就是探索外部危机下的生存发展之路，减少破产倒闭，控制亏损，尽力保住市场和客户，为未来转型升级留下根基。我国经济向服务经济和投资、出口、消费协调拉动转型的长期目标不能改变，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等战略方向必须毫不动摇，但这与政府目前反周期、抵御危机、救助产业和企业的短期任务并不矛盾，而是必须合理结合，并把应对危机和安度危局作为短期重点任务。我们要充分利用世界经济危机下的“土豆”效应和“口红”效应，抓住中低端生活必需品和非生活必需品相对稳定甚至逆市上扬的市场空间，发挥我国劳动力的长期比较优势，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同时，更要正视遭遇重大外部冲击的IT等高端产业，千方百计帮助其缓解各种困难，共渡难关，保住30年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也为迎来新的发展周期和产业升级留住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