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是长江三角洲南翼经济中心和化学工基地，是中国华东地区的工商业城市，也是浙江省经济中心之一。宁波开埠以来，工商业一直是宁波的一大名片。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宁波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显示出巨大的活力和潜力，成为国内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之一。
2013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128.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1%。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276.4亿元，下降1.2%；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3741.7亿元，增长8.2%；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3110.8亿元，增长8.8%。三次产业之比为3.952.543.6，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生产总值为93176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15046美元）。
2013年全市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651.2亿元，比上年增长7.5%，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完成792.8亿元，增长9.3%。
2014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602.5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6%。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275.18亿元，增长1.9%；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3935.57亿元，增长7.9%；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3391.76亿元，增长7.6%。三次产业之比为3.6︰51.8︰44.6。按常住人口计算，全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98972元（按年平均汇率折合16112美元）。 2013年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429.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减少1.5%。其中，完成农业产值202.3亿元，减少1.0%；林业产值11.5亿元，增长1.9%；牧业产值60.9亿元，减少9.4%；渔业产值149.0亿元，增长1.0%；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6.2亿元，增长3.4%。粮食作物播种面积222.9万亩，与上年持平，粮食总产量81.2万吨，同比减少6.2%。家禽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家禽存栏、出栏同比分别减少10.4%和23.0%，禽肉总产量3.8万吨，减少24.2%。
2014年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431.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6%。其中，完成农业产值209.1亿元，增长4.1%；林业产值12.6亿元，增长3.8%；牧业产值53.2亿元，减少8.4%；渔业产值150.2亿元，增长1.7%；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6.5亿元，增长6.3%。据粮食生产统计监测数据显示，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91.8万亩，增长2.0%，粮食总产量76.0万吨，增长7.1%。生猪和家禽生产形势依然严峻，生猪存栏、出栏同比分别减少13.6%和7.1%；家禽存栏、出栏同比分别减少20.4%和26.3%。全年新增市级农业龙头企业17家，累计286家，其中产值（销售额）上亿元的达95家。 宁波工业的主要门类为石油化工、纺织、机械、冶金、电子、建材等。其中，化工、纺织服装、机械为宁波工业的三大支柱。宁波化工主要以石油化工、化工原料、橡胶、塑料和染料的生产为主。位于镇海区的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北仑区的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大榭开发区是宁波重要的化工基地。宁波纺织和服装工业较为发达，区域集中度较高。毯类、针织、服装辅料生产规模在中国大陆位居前列。
2013年全市实现工业增加值3378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8.4%。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2291.2亿元，增长8.0%。全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完成增加值802.1亿元，增长3.5%；重工业1489.1亿元，增长10.5%，轻重工业之比由上年的11.77变化为11.86。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销售产值12381亿元，增长5%。
2014年全市实现工业增加值3490.1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7.6%。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2540.2亿元，增长7.4%。分行业看，在规模以上工业35个行业大类中，26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有9个行业增加值超过100亿元，其中汽车制造业实现增加值232.9亿元，总量跃升至第三，增加值增长31.9%，增速居九大行业之首，对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30.8%。分企业类型看，规模以上工业大、中、小型企业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2%、6.1%和10.9%。分经济类型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企业增长较快，增加值分别增长17.6%和12.1%；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分别增长4.3%和3.5%。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销售产值13387.4亿元，增长6.6%。其中，内销为10366.3亿元，增长8.5%；出口交货值为3021.1亿元，增长5.5%。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648.1亿元，下降2.9%，实现利税总额1280.6亿元，增长1.2%。
2014年全市完成建筑业产值3714.1亿元，比上年增长18.5%。房屋建筑施工面积27367.2万平方米，增长9.3%。全年建筑业从业人员平均人数115.2万人，比上年增加14.3万人。 国家级开发区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宁波保税区大榭开发区宁波出口加工区慈溪出口加工区\杭州湾新区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 宁波的商业史由来已久。宁波商帮曾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并且是唯一成功进行近代化转型的地方商业团体。
宁波本土金融业从钱庄起步。宁波钱庄业起步于17世纪初，当时位于江厦的钱行街是宁波钱庄集中之处。太平天国时期，由于贵金属运输被切断，宁波本地钱庄开始出现过账制度，资金收支不必使用现金，而通过钱庄汇转，统一清算。这一改变使宁波传统的钱庄业向现代银行业转变。而宁波商帮中也曾涌现出以秦润卿、虞洽卿为代表的大批金融界人士。
2013年全市商品销售总额1.2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5.4%。全年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635.7亿元，增长13.3%。年末全市限额以上贸易企业达2960家，全年实现营业收入7596.1亿元，实现利润总额70.0亿元。
2013年全年共举办会展项目279个。其中，举办展会160个，比上年增长6%；展览总面积186万平方米，增长4%；展览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展会达30个。
2014年全市商品销售总额1.4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8.1%。全年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92.0亿元，增长13.5%。分城乡看，城镇消费品市场实现零售额2469.0亿元，增长13.1%，农村消费品市场实现零售额523.0亿元，增长15.7%。在限额以上企业销售的商品类值中，汽车类增长7.6%，石油及制品类增长14.9%，食品、饮料、烟酒类增长8.1%，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长22.5%。年末全市限额以上贸易企业达2884家，全年实现营业收入9530.7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08.5亿元。
2014年全市实现旅游总收入1068.1亿元，比上年增长12.0%。接待国内游客6874.6万人次，增长10.4%；实现国内旅游收入1020.3亿元，增长12.8%。接待入境游客139.7万人次，增长9.7%。年末全市共有星级酒店148家，其中五星级22家；4A以上风景区30处，其中5A级1处。
2014年全市口岸进出口总额2186.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外贸自营进出口总额1047.0亿美元，增长4.4%，其中出口731.1亿美元，增长11.3%；进口315.9亿美元，下降8.7%。全年新增对外贸易经营备案登记企业3757家，累计达26147家。有进出口实绩企业14810家，比上年增加922家。其中，民营企业（包括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出口额占全市出口总额的63.1%，拉动全市出口增长11个百分点。全年机电产品出口391.5亿美元，增长9.4%，占全市出口总额的53.6%。出口额上亿美元的产品157个，比上年增加22个；进口额上亿美元的产品47个。2014年直接与我市开展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218个，其中欧盟、美国、东盟、拉丁美洲、日本、大洋洲、非洲贸易额占比分别为21.4%、16.3%、8.3%、7.5%、6.3%、5.1%和4.5%。 各类会展 中国国际日用消费品博览会浙江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国食品博览会宁波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中国国际家居博览会中国宁波国际住宅产品博览会中国开渔节中国塑料博览会中国徐霞客开游节宁波市高层次人才智力洽谈会
战略性新兴产业形势判断及“十四五”发展建议
回答这个问题要先对我国与邻国的贸易关系谈起。中国最大的边境贸易伙伴是俄罗斯，针对俄罗斯的口岸主要是黑河.满洲里.逊克等。其他的像越南.蒙古都是零散的一些口岸没有太集中的。以下是转载的
二战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固有的政治、经济格局被打破，世界新的政治格局虽尚未形成，但世界政治多元化与经济一体化、集团化、区域化的步伐不断加快，毗邻国家的关系也已由过去的以地缘政治为主，转变为以地缘经济为主，并以地缘经济促进地缘政治，形成了两者互动的局面。
中国22800公里的内陆边界线，自东北鸭绿江口至北部湾北仑河河口分别与朝鲜、俄罗斯、蒙古等15个国家接壤[3]。周边国家实施对外开放政策， 有效地促进了我国沿边境地区口岸体系的形成。继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缅甸等周边国家也相应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周边国家对外开放程度、制定对外经贸政策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外部条件对中国边境口岸的设置均有一定影响。
1.2 中国内陆沿边地区条件分析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沿边开放与沿海开放相呼应，已形成“海陆同开，东西互济，南北共兴”的格局[3]。勿庸置疑，沿边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从根本上促进了沿边带状口岸体系的形成。
从城镇体系形成的角度看，边境地区口岸最初由主要从事边民互市贸易的边境隘口、渡口和集镇逐渐向从事小额贸易、地方政府贸易，至国贸的有计划的口岸体系方向发展，乃至向转口贸易、过境贸易和国际贸易领域扩展，与邻国合作共建跨国自由经济区。
2 中国沿边带状口岸体系现状分析
2.1 边境口岸的分布状况
中国内陆九省区构成有机带状边境口岸体系的整体，即地处边境，有接壤邻国，沿边界线内部几乎环抱我国整个东北、西北和西南带状边境地区。在内陆边界线上，有国家一类口岸数十个，包括公路口岸、铁路口岸、内河航运口岸[5]（见表1）。
表1 中国沿边带状口岸体系——一类口岸 口岸
省区
公路口岸 铁路口岸 水运口岸
辽宁省 丹东 丹东 丹东
东 吉林省 开山屯、南坪、三合、临江、珲春、圈河 集安、图们、珲春 大安港
北 黑龙江省 绥芬河、东宁、密山、虎林 绥芬河 黑河、逊克、同江、漠河、
区 饶河、抚远、萝北、嘉荫、
内蒙古 满洲里、甘其毛道 满洲里 孙吴、呼玛室韦、黑头山
内蒙古 二连浩特、啊日哈沙特、珠恩嘎达布其 二连浩特
西 甘肃 马鬃山
北 新疆 老爷庙、乌拉斯台、塔克什肯、红山嘴 阿拉山口
区 口岸、阿黑土别克、吉木乃、巴克图、
阿拉山口、霍尔果斯、木扎尔特口岸、
吐尔尕特、伊尔克什坦口岸、红旗拉
甫口岸、都拉塔
西藏 普兰、吉隆、日屋
西 云南 瑞丽、畹町、河口、磨憨、金水河、天 河口 思茅、景洪
南 保、猴桥
区 广西 友谊关、水口、东兴 凭祥
此外，还设置若干个二类口岸，这些口岸的分布与边界走向一致，因边界走向不同，各省区口岸体系分布形态、格局各异，黑龙江省边境口岸的分布成倒放的“V ”形“雁阵”式格局，即以抚远为“雁头”顶点，漠河、东宁口岸为“两翼端点”的格局，新疆、云南的口岸则近似于“C”形格局，西藏口岸呈“一”字形格局。
中国毗邻有15个国家，因而形成许多不同国别的口岸，这些不同国别的口岸往往成对出现，相对应的口岸即有距离上的差别又有数量上的差别，其规模大小也是不一样的。
（1）从中外对应口岸距离远近来看，新疆、内蒙古、 西藏三省区的口岸与邻国对应口岸相距数十至数百公里， 如中蒙边界的老爷庙口岸距蒙方布尔嘎斯台口岸223公里，而凭祥口岸、黑河口岸与其相对应的口岸则距离最近，仅数百到2000米。
（2）因国别而异，形成不同数量的中外对应口岸，中俄、中蒙、中哈、 中朝口岸数量较多；中巴、中吉、中塔、中老口岸各一对；中尼、中印口岸有两对；中越口岸数量居中。
（3）从规模上看，边界线两侧对应口岸的合作规模也是不同的。 一些主要的口岸随着开放力度的加大，不仅铁路过境运输不断，而且均实现了公路过境运输，还实现了国贸、边贸、劳务、过客旅游、转口等多功能的综合性的口岸业务。一些边境口岸城镇如满洲里、黑河、绥芬河等被中央和地方给予许多优惠政策，被批为沿边开放城市，并相应地设立了边境经济技术合作区。
从地貌类型条件来看，沿边地区的口岸有处于高山隘口处如吐尔尕特口岸；有的处于山间盆地如瑞丽、塔克什肯；有的仅次于河谷平原如霍尔果斯口岸。
2.2 边境口岸的特征
对邻国的强烈依赖性。双边互补互惠性，例如：西南中缅边境的中国口岸，面对的是经济落后发展中国家缅甸，出口商品大多是工业制成品，进口则主要是我国紧缺的原料初级产品，相比之下，我国是处在经济的高位；与云南中缅边境口岸进出口商品的取向相反，我国东部沿海水运和航空口岸则主要面对发达国家和地区，进口商品主要是高价值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商品，出口的则主要是附加价值低的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商品，相比之下，我国处在经济的低位。内陆边境口岸比沿海水运口岸投资少、易开发、见效快。与邻国边境口岸的有严格的对应性，而海运口岸和航空口岸则没有对应性。具有多种贸易功能，毗邻国家通过边境口岸进行边境商品贸易、边境服务贸易等国际边境经济合作活动，其内容之丰富，交换之广泛，联系之密切，参与人数之多是沿海口岸所不能相比的。进出口商品传递快，交通运费低廉。毗邻国家边境口岸，因彼此距离近，例如，黑河口岸码头距布拉戈维申斯克口岸仅2.5公里，使经过该口岸的进出口商品交货迅速，传递快且运费较低 2.3 边境口岸的职能
边境口岸的职能多种多样，主要有：对外贸易职能包括现汇贸易、易货贸易、转口贸易、过境贸易、技术贸易及服务贸易等职能[6]；对外运输职能即担负进出口商品及过境人员的运输任务；管理职能包括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对出入境客、货流及运输工具行使管理。监督、检查职能和对口岸自身机构如海关、商检卫检、动植检的管理等；服务职能包括口岸各种基础设施如仓贮、邮电、通讯、银行、保险等为进出口贸易服务业务等。
2.4 边境口岸与腹地的经济联系
边境口岸的腹地是指与边境口岸保持密切联系的经济辐射地。腹地与边境口岸的关系实质上是区域与枢纽的关系，口岸的实际价值取决于它们与腹地的这种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疏密程度又与地理距离、运输方式及其能力相关。一般说来，地处经济重心地理或交运干线上的口岸功能最强，腹地系统经济实力越强，口岸城镇的发展潜力越大；腹地系统的中心城市越发达，其作用范围越大，对口岸城镇的带动能力也越强；口岸城镇距腹地系统中心城市的距离越近，越容易接收到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目前，中国沿边地区边境口岸在其腹地系统已形成一批具有相当经济实力且距离较近的中心城市。例如，哈尔滨、长春、沈阳、呼和浩特、乌鲁木齐、昆明、南宁等。这些腹地中心城市以及其他一些工业城市，有力地支持和带动了边境口岸的建设和发展。
从宏观上看，对边境口岸产生影响的腹地系统应由国内外两大腹地区域系统构成。与中国边境口岸相对应的境外口岸与境外腹地系统的构成，在理论应与我国腹地系统相对应，依层次包括邻国边境口岸城镇所在地区级区域构成的核心腹地；由口岸城镇所在省（州、边区）构成的近域腹地；由大经济区或大区（如俄罗斯远东经济区）以及全国范围构成的远域腹地系统等。
3 边境口岸体系的形成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边境口岸的设立，带动了中国沿边地区经济和社会的超前发展，然而这种口岸超常规的发展，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特殊的政策环境，采取特定的贸易形式与方式等有利的国际地缘经济环境下实现的。以中俄边境口岸的吞吐能力为例，黑龙江省边境口岸从1988年到1993年进出口总额增长了90倍，1993年达到21亿美元，该指标使占该省外贸进出口总额的比例由1987年的2.4％增加到69％， 也使占中国对（苏）俄外贸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87年的0.8％增加到27％，居中国各省边贸之首[7]。产生这种形势的特殊历史环境条件是80年代中苏刚刚恢复边境贸易，口岸体系初步完善，苏联的解体与俄罗斯的独立，因其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消费品严重短缺，钢材、木材、水泥、化肥、机械设备等生产资料相对过剩。中俄双方都存在外汇短缺、两国都采取了特殊的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边境地方贸易发展，以特定的易货方式进行商品交换，中国以其商品优势即以日用工业品、农副产品换取俄方生产资料，形成了高额差价而获得令人满意的比较利益。然而时过境迁，中俄边境贸易获得的高额差价的特定历史条件已不复存在，俄方可供易货的长线商品货源急剧减少，加之其它条件与因素的变化使中俄边境贸易1994年出现急剧滑坡，边境口岸的发展受到限制[8]。这种状况迫使我们思考制约中国边境口岸体系发展完善的复杂区域经济因素，既有境内区域经济因素又有境外因素，同时还存在着中外双方共同的制约因素。
3.1 制约边境口岸发展的境外因素
（1）边境贸易风险性的存在使边境口岸的发展受限。独联体国家国内政局动荡、经济状况恶化使中国与独联体国家的边境贸易存在着风险，这种风险主要集中表现在对改革措施、方法上的分歧。尤其是这些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风险，某些限制边境贸易的政策或通货膨胀，有可能将边境贸易的利润减少到所剩无几，从而限制口岸的完善与发展。
（2）周边的政治经济环境对沿边口岸的发展直接影响也很大。 如东北地区的沿边口岸的发展受俄罗斯、朝鲜、蒙古国的影响。俄罗斯的政治形势不够稳定，而远东又是俄经济的后进地区，原有的边境管理体制变化缓慢，因而，在边境口岸的建设方面缺乏规范化。朝鲜的罗津——先锋地区早已开辟为自由经济贸易区，为对外开放已制定了近30部法律，但是，由于多年来经济的严重衰退和朝鲜半岛的形势仍不明朗，影响了口岸经济的发展。蒙古国东北地区基本未开发，因而口岸的经贸活动还很有限[9]。
3.2 制约边境口岸发展的境内因素
盲目开放新口岸，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受国内对外开放大环境的影响在边境地区形成了沿边开放热潮，许多新口岸应运而生，各种商品竞相出口或进口，从而使沿边口岸数量猛增，仅东北地区就达到40多个口岸，分散了建设资金，且各口岸相互争腹地争货源，严重影响了口岸的整体效益。此外，口岸发展中的短期行为等因素也成为制约条件。
3.3 双方共同的制约因素
双边贸易政策的调整和提高关税税率等严重制约了口岸的发展，珲春口岸禁止进口整车与钢铁和禁止出口粮食等限制了口岸规模的扩大。另外一些毗邻国家因受各自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生产要素禀赋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边界线两侧产业结构的互补性，从而影响了口岸的规模和职能（见表2）。
表2 东北边境毗邻地区资源要素及产品优势互补简表 输出方 中国东北 朝鲜 俄罗斯远东 蒙古
吸纳方
中国东北 B2B3B4 A2A3B2B3 B2
朝鲜 A1A2B2B4B5B6 A2A3B2B3 B2B5
俄罗斯远东 A1A2B1B4B5B6 B1 B2B5
蒙古 A1A2A3B1B4B6 A2A3
资料来源：袁树人，黄岩君，东北亚国际经济合作与中国东北产业开发前景，东北师大学报，1995年。
表中符号为：A1资本，A2高技术，A3冶金、机械、化工产品等，B1劳动力，B2能源与矿物原料，B3建材与木材，B4以农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纺织工业产品，B5鲜活农畜产品，B6粮食。
从表2 中可以看出：赋存的资源要素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工农业产品在本区可大体分为两类。其中，A类属于资本和高技术资源要素及其工业制成品；B类包括劳动力和依托劳动力以及矿、林、草、土等自然资源要素而形成的初级产品。在东北边境毗邻的国家地区中，这两大类的资源要素及其产品的赋存就总体而言，均相当丰富。各类资源要素的赋存及其比较优势分布在各国各地区极不平衡，B类资源集中于朝鲜、蒙古，而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两种资源均丰富，但俄远东以A类资源占优势、中国东北以轻工业及粮食资源占优势。形成了东北边境两侧资源赋存的互补性[4]。
在政治、经济及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组建跨国边境自由经贸区，把边境地区经济纳入双向循环之中。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在亚太地区，由于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不同，不可能在大的范围内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6]。但在某些边境地区， 可利用边境两侧互补的生产要素组建次区域性或双边跨国边境自由贸易区。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成长三角为多国边境地区的经济合作提供了一个发展模式。图们江三角地区的合作正在积极的酝酿中。在西南地区由中、泰、老、缅四国的结合部构成的“金四角”跨国经济贸易合作区也正在逐渐形成。
综上所述，中国与邻国的沿边对外开放，为中国边境口岸体系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边境口岸的形成、发展与不断完善，推动了内陆边境地区社会的发展与经济的振兴。通过边境口岸体系的职能作用的发挥，更加密切了中国与邻国的地缘经济联系，无疑会促进中国与邻国边境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在诸多有利政策支持下，近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快速发展，充分发挥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引擎作用。同时，产业发展呈现出重点领域发展壮大、新增长点涌现、创新能级跃升、竞争实力增强等诸多特点，形成了良好的发展局面。但是，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十四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内，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内外环境，需要在产业布局优化、创新能力提升、发展环境营造、国内需求释放以及深化开放合作等方面采取更加科学有效的针对性措施，从而推动产业进一步壮大发展。
一、“十三五”以来发展形势特征
（一）产业快速发展，新动能作用强劲
1.发展规模质量齐升
“十三五”以来，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实现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增长新动能作用不断增强。工业方面，2015-2019年，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10.4%，高于同期规上全国总体工业增加值4.3个百分点。2019年，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8.4%，高于同期规上全国工业总体2.7个百分点。服务业方面，2015-2019年，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规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速达15.1%，高于同期全国规上服务业企业总体约3.5个百分点。2019年，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规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速达到12.7%，高于同期规上全国服务业企业总体近3个百分点。
战略性新兴产业龙头企业不断涌现，产业持续增长引擎带动作用明显。2019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在世界500强榜单中占有29个席位，数量较2015年增加11个。据国家信息中心对上市公司数据分析显示，截至2019年底，A股上市公司中共有1634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占上市公司总体的43.4%，较2015年底提升了2.0个百分点。其中，营收规模达到百亿元以上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达到151家，较2015年增加80家，占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总数的比重由2015的6.2%提升到2019年的11.1%，头部企业规模及质量持续提升同时，引领带动作用进一步凸显。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效益持续提升。上市公司数据显示，2015-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平均利润率达到7.2%，高于上市公司总体（非金融类）近1个百分点。2019年以来，在总体经济利润状况不佳的背景下，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利润率达到5.9%，仍处于较高水平。
2.新增长点不断涌现
一是前沿技术领域跨越发展。“十三五”以来，一些前沿领域出现爆发式发展，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领域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产业跨界趋势愈加明显。2019年全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31.3万亿元，位居世界前列，占GDP的比重达到34.8%，数字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较“十二五”显著增强，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伴随着人工智能政策不断落地，技术应用商业化进程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飞速发展，2019年底，全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的规模超过510亿元，人工智能的企业数量超过2600家，人工智能应用催生的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不断地涌现。同时，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的快速发展正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变革。
二是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在空天海洋、信息网络、生命科学、核技术等领域，培育发展了一批战略性产业。同时，通过大力发展新型飞行器及航行器、新一代作业平台和空天一体化观测系统，着力构建量子通信和泛在安全物联网，加快发展合成生物和再生医学技术，加速开发新一代核电装备和小型核动力系统、民用核分析与成像，积极布局完整的氢能产业链，打造形成了未来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的新优势。
三是平台经济发展迅猛。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平台经济迅猛发展。例如，网络视听平台高速发展，2019年全国视频预付费会员用户预计增长至2.5亿以上；共享经济快速发展，2019年市场交易金额达到8.1万亿元，较2016年增长1.3倍，共享经济参与者人数约8亿人，其中提供服务者人数约7800万人；2019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预计超过30万亿元，较“十二五”末增长近8成；一些新兴平台如猪八戒网、喜马拉雅FM、腾讯云、拼多多等交易额同比实现成倍增长。
3.竞争实力不断增强
一是重要产业发展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我国新能源发电装机量、新能源 汽车 产销量、智能手机产量、海洋工程装备接单量等均位居全球第一；在新一代移动通信、核电、光伏、高铁、互联网应用、基因测序等领域也均具备世界领先的研发水平和应用能力。
二是领军型企业具备一定国际竞争地位和市场影响。2019年，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创新引领型巨头企业均入围世界500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在世界500强榜单中的数量为“十二五”末的近3倍。2019年，中国独角兽企业为206家，数量同样为“十二五”末的近3倍。
三是在总体上已经成为我国出口贸易的主要支撑。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工业行业累计出口交货值6.0万亿元，同比增长10.2%，对我国外贸出口总额增长的贡献率就达到了67.1%。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累计出口交货值5.1万亿元，同比增长10.7%，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88.5%。
4.投资信心保持高位
社会 资金对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保持了较高投资信心，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行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过5万亿，2015-2019年投资额年均增速为10.4%，高于同期全 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3.8个百分点。2016-2019年，共有480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在A股融资上市，共募资3457.4亿元，占同期A股IPO募资总额的44.9%；同期，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获得风险资本投资额（PE/VC）近3万亿元，占风险资本总投资额的7成以上。截至2019年末，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募资总额将近760亿元，参股设立基金总规模近2000亿元，支持创业企业数量超过5000家。
（二）政策环境优化，取得发展新成效
1.产业支持政策体系愈发健全
从国家到地方层面，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支持体系得到不断完善，推动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愈发健全。一是细分领域战略规划陆续编制印发。国务院和相关部门先后出台近20个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细分领域密切相关的顶层政策文件，涵盖整体目标、创新环境保障和具体发展举措等，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五大领域八大行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规划支撑。二是重点地区产业促进政策体系日趋完善。全国主要省市均制定并发布了加快推动本省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政策文件，同时因地制宜，颁布了若干推动本地优势特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三是一批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加快推进。自《“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发布以来，相关部门积极推动有关重大工程落地实施，并取得积极进展。初步统计，发展改革委、 科技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等近30个相关部门相继发布了40余项支持重点工程的政策性文件，围绕重大工程，相关部门积极实施了近20个相关（试点）工程与重点项目。
2.体制机制改革取得突出成效
一是积极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和原国务院医改办联合七部门印发的《关于在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两票制”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通过推行“两票制”减少药品流通环节，推动中间加价透明化，整顿药品流通秩序，防止垄断和地方保护。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了反不正当竞争执法重点行动，连续开展集中整治不正当竞争突出问题的专项执法行动，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确定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做到突出问题严厉打击，重点问题集中治理。通过集中整治和案件查办，发现和制止带有行业性、普遍性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推动相关行业和市场的规范，有效遏制重点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高发多发势头。同时，积极做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解读、宣传、培训及配套规章修订等系列工作，2017-2019年间两次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
二是破除有碍创新的体制机制壁垒。针对当前药品医疗器械创新面临的突出问题，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通过改革临床试验管理、优化审评审批、实施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等激发医药研发活力，提高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水平，解决临床急需药品和医疗器械短缺难题。海关总署积极深化全国海关通关一体化改革，推动通关及相关作业流程“去繁就简”，去除不必要的制度性成本，2017年，对25部涉及“放管服”改革的海关规章进行集中修订。2019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教职成[2019]6号），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技能人才紧缺领域，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以 社会 化机制遴选培训评价组织，指导开发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深化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模式和评价模式改革。目前，已在工业机器人编程、特殊焊接技术、智能新能源 汽车 等15个领域启动“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
三是搭建完善的标准和规范体系。网信办、原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联合印发《“十三五”国家信息化标准工作指南》。原质检总局加强微生物、酶、功能性蛋白质等领域基础通用标准的制修订，进一步完善生物技术标准体系。商务部推动出台《电子商务法》，完善配套《关于规范快递与电子商务数据互联共享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针对中药材种植、中药炮制加工、中药饮片生产、中成药质量提升等生产全过程中的技术规范和标准缺失或过时等问题，研究制定了种子种苗，中药材、中药饮片等级标准以及中成药优质标准，进一步对构建中药质量标准体系进行了 探索 完善，提升了中药产品全产业链控制水平。国家标准委先后在云计算领域编制了《云计算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开展了35项国家标准研制；在物联网领域，成立了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物联网分技术委员会；在大数据领域，发布了标准化白皮书，开展32项国家标准研制工作。
3.政策引导强化金融资源支持
金融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方式方法及专项资金扶持政策迈出重要步伐。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若干意见的通知》，引导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软件和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独角兽企业获得优先上市通道。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签署合作协议，分别提供不低于1.5万亿元和8000亿元融资，与建设银行共同发起设立目标规模约3000亿元的产业发展基金。人民银行大力发展绿色票据、双创债券、并购票据等创新型产品。原银监会支持金融机构不断拓宽抵质押担保范围。知识产权局以试点的形式加快推进专利质押融资工作。证监会积极推进科创板建设，2019年6月13日，科创板正式开板，为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内的 科技 创新型优质企业提供绿色上市通道，截至2019年12月末，共有70家科创板企业上市，共募资824.3亿元，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银保监会鼓励银行机构在传统表内外业务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与金融租赁、证券基金、行业协会、地方政府的合作交流，充分利用非银行机构资源，为企业提供财务顾问、债券承销、租赁+保理、理财投资、并购和产业基金、供应链金融等多元化金融服务，实现全产品、多渠道金融服务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同时，各地在设立专项资金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例如，四川组建成立了首期规模为30亿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端成长型产业基金，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企业发展壮大。北京、重庆、深圳、广东、福建、安徽、湖南、山西、河南、黑龙江、甘肃、内蒙古、新疆、广西、宁波、厦门等地也安排专项资金渠道引导和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其细分领域发展。
4.包容审慎释放创新创业潜能
积极 探索 适合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监管方式。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 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的指导意见》提出对信息消费坚持包容审慎监管，积极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创新行业服务和管理方式，放宽新业态、新模式市场准入。在新能源 汽车 领域，基于共享经济理念的分时租赁等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国家能源局支持创新充电商业模式，支持发展众筹建桩，充分利用 社会 资源参与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探索 特许经营模式，吸引专业充电运营商负责运行维护，推动充电基础设施专业化、规模化发展； 科技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引入新能源 汽车 自助分时租赁项目，实行个人付费的市场化租赁服务方式，以更加包容、更加开放的态度鼓励新兴产业发展。金融 科技 领域，2019年以来，人民银行会同发展改革委、 科技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 社会 保障部、卫生 健康 委， 在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10省市积极组织金融 科技 创新应用试点。此次试点没有简单套用传统风险防控手段，而是在事前制定应急与退出机制，采用风险拨备资金、保险计划等补偿措施，建立了多层次、立体化的综合风控体系，打造灵活高效的试错容错机制。
（三）创新能级跃升，打造发展新优势
1.企业创新投入不断提升
“十三五”以来，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下，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创新投入持续提升。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平均研发支出达到2.4亿元，较“十二五”末提升92.7%，同期研发强度达7.66%，高出上市公司总体2.08个百分点，较“十二五”末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 汽车 以及高端装备领域上市公司研发强度相对最高，2019年研发强度分别达10.18%、9.31%以及8.02%。2018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专利申请量26.5万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13.8万件，分别比2013年增长85.1%和85.8%；发明专利申请所占比重为52.0%，比规模以上制造业平均水平高13.2个百分点。
图1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A股上市公司研发强度对比
图2 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各领域研发强度对比
2.创新基础设施不断夯实
有助于新兴产业创新基础能力提升的科研基础条件大为改善。例如，新建了中国散裂中子源、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科学”号海洋科考船、新型风洞等一批重大 科技 基础设施，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规范管理国家 科技 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截至2019年底，正在运行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达515个，已累计建设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33个，国家工程实验室217个，国家企业技术中心1540家。
3. 科技 中介服务不断完善
在 科技 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我国 科技 中介服务不断完善，极大促进了 科技 创新资源合理利用和成果转化。2019年，全国技术市场成交合同48.4万项，涉及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服务等方面，成交额首次突破2万亿元，较2015年增长近1倍。各类孵化器、加速器、众创空间等 科技 中介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大量涌现，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共有8000家众创空间，其中纳入国家备案的众创空间已达1890家，各类 科技 孵化器、加速器超4000家，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融通合作的平台。
（四）集群加速发展，构建发展新引擎
1.国家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成效显著
为了集中优势资源推动各地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积极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集群建设有关工作。2019年组织了第一批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申报工作，从申报的129个产业集群中评选出第一批66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名单，并研究形成“一揽子”金融支持计划。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支持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具体包括重点建设项目将择优纳入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储备库；支持产业链协同新平台、检验检测和智能园区等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在知识产权服务、重点技术研发、专项债券融资、人才奖项计划实施等方面给予支持等。
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工作起到了良好的牵引带动作用，各地纷纷加快培育建设特色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并取得积极成效。例如，山东省在入选的7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中大胆推进政策和制度先行先试，着力打通体制机制梗阻，深化创新合作，共建高端开放平台，共促新技术研发，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环节下大功夫，做强做优优势产业，提升产业集聚的广度和深度，一批优势特色产业链不断延伸。杭州市近年来不断加大生物医药产业布局力度，积极培育千亿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物医药创新城市，杭州市以平台集聚、重大项目引领、创新资源驱动等举措，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实现高质量发展。
2.集群发展驱动各地收获发展新引擎
各地通过推动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发展，形成了若干带动能力突出的新兴产业新增长极。例如，北京市持续推进新能源智能 汽车 发展，积极打造国家智能网联 汽车 创新中心，初步形成完整的、领先的新能源智能 汽车 创新体系，通过全面提升新能源智能 汽车 核心竞争力，北京市打造形成了全国领先的新能源智能 汽车 优势集群，并为首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带来新动能。深圳市依托5G龙头企业牵引，着力突破关键技术，加快前沿应用示范场景落地，打造形成了5G产业生态和产业集群，并致力于打造5G全球标杆城市，依托5G+智能经济为引擎释放强劲发展新动能。贵州省作为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近年来深入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大数据产业向纵深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亮点频出,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及转动能稳增长的重要支撑,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五）深化开放合作，形成发展新局面
1.构建全球创新发展网络
在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APEC等多边框架下，有关部门继续倡导“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相关发展理念和主张，初步建立了合作创新的国际框架。各部门着力构建区域技术转移协作网络， 科技 部、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印发《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科技 创新合作专项规划》，并围绕 科技 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 科技 园区合作、技术转移等4项行动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积极参与制定和推广国际技术标准，手机（移动终端）动漫标准成为中国 科技 、中国标准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地面数字电视广播传输标准（英文缩写DTMB）通过巴基斯坦数字电视援助项目和东帝汶项目逐步实现DTMB走向世界。
2.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
相关部门积极落实与发达国家政府间的新兴产业合作协议，打造一系列国际合作新平台。国家发展改革委按照中英新兴产业合作协议建立中英创新中心，推动项目联合孵化；通过举办第八届中德经济技术论坛，围绕新兴产业领域达成96项相关合作。积极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创新合作，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合作园区建设。发展改革委落实与智利签署的《关于开展信息通信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推进“中智电信合作及跨境海缆项目”；原国家海洋局组织对发展中国家 科技 援助项目“适用热带海岛的高浓缩反渗透海水淡化技术研究与应用”立项实施，推动与佛得角、文莱等国在海水淡化设备方面的合作交流。
3.积极引入全球要素资源
各地积极引导外商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外资企业落户中国，例如，波音公司737完工和交付中心落户浙江舟山，空客公司天津A330宽体机完工和交付中心启动建设。同时，更加重视以人才开发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人才引进，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广支持创新相关改革举措的通知》，逐步形成高层次外籍人才申请永久居留的政策渠道，为外国留学生在华就业、创业提供更大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