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对外贸易乘数效应的相关措施。存在着对外贸易乘数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即闲置资源和非充分就业。中国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将转移出更多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通过扩大出口需求来发挥这些资源的作用不失为一项良好的策略。
虽然从国内生产总值结构中可以看出，消费和投资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主要原因，扩大内需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扩大出口需求策略如果运用得当。并与扩大内需结合起来，将能对经济增长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
第一、扩大出口需求
第二，改善出口产口结构
第三、积极增加进口
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发表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阐述了他的保护贸易思想，对重商主义进行重新评价，并大为赞扬。凯恩斯认为，重商主义主张追求贸易顺差是其最高智慧的结晶，重商主义及其保护贸易政策确实能够保证经济繁荣和扩大就业。但是一个国家的贸易顺差必须有一定限度，否则会物极必反，前功尽弃。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为基础，以边际消费倾向、边际资本效率和灵活偏好三个心理规律为核心，以国家干预为政策基点，创立了保护国内就业的学说。以后凯恩斯的追随者在凯恩斯的投资乘数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国对外贸易乘数理论，主张国家干预经济，追求贸易顺差。这些保护贸易理论被称为“新重商主义”(NEWMERCANTILISM)，对战后各国对外贸易政策特别是鼓励出口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凯恩斯在论述投资对就业和国民收入的影响时，提出了著名的乘数理论。凯恩斯认为，投资的增加与国民收入扩大之间存在着倍数依存关系，增加一定量的投资会使国民收入和就业量得到成倍的增加。这是由于国民经济的各部门是相互联系的，当一个部门增加投资时，为了保证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它就要向其他企业增加支出，购买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该企业的收入就会增加，消费扩大，并影响到其他企业，即会产生一连串的连锁反映，引起一轮又一轮的收入和消费的增长，产生乘数效应，最终使国民收入成倍增长。
凯恩斯的追随者马克卢普和哈罗德等人在此基础上引申出对外贸易乘数理论。他们认为，一国的出口和国内投资一样，属于“注入”，对就业和国民收入起倍增作用；而一国的进口则与国内储蓄一样，属于“漏出”，对就业和国民收入起倍减作用。当输出商品和劳务时，从国外获得货币收入，使得出口产业部门收入增加，消费也随之增加，从而引致其他产业部门生产增加，就业增多，收入增加……如此反复下去，收入增加将为出口增加的若干倍。相反，当输入商品和劳务时，对外支付货币，使收入减少，消费也随之下降，国内生产缩减，收入减少……因此，只有当对外贸易为顺差时，才能增加一国就业量，提高国民收入。此时，国民收入的增加将为投资增加和贸易顺差的若干倍。
外贸乘数效应很直观地说明了对外贸易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一个国家出口的增加就如同经济体系中任何其他的支出增量一样，通过乘数效应使就业机会和国民收入得以成倍的增加，对于需求不足的国家尤其如此。尽管现实中出口对国民收入的影响极为复杂，受制于许多正相关或负相关的因素，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出现出口增加导致国民收入下降的特例，但最具普遍意义的仍然是出口的积极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出口作为一种有效需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备受各国重视，并被喻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
对外开放使国内市场同国际市场逐步一体化，这种一体化的过程使我国的对外贸易额快速发展。
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把凯恩斯的“乘数理论”应用到对外贸易中，认为一国出口额的增加，同投资额增加额一样，也能起到增加国民收入的作用。该理论解释了外贸顺差（出口大于进口的差额）对国民收入增加存在着倍数效应。现在人们常把投资、消费和出口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外贸出口所增加的国民收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是由于出口商品生产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分配，国民收入的分配效应又通过对商品价格、消费者对进出口商品需求偏好的差异来影响经济增长。由于出口产品使用不同要素的密集程度不同，而出口产品的价格会因国际贸易而上升，这样不同产品出口所导致不同利益集团的工资收入、向国家提供的利税不同，如果出口收入的分配有利于那些对国内商品有较高消费倾向的利益集团，那么就会扩大国内商品生产的需求，缩小贫富差别。如果出口收入分配有利于对进口商品有较大需求的利益集团，那么，国民收入向外支付扩大，国内贫富差别也会扩大。当然搞低收入阶层的储蓄倾向不同，如果出口收入分配偏向于高收入者，则易于资本的形成，从而通过要素积累促进经济增长。